1945年春，中共扬州地下党方岗同志要其妹妹方福寿通知我，随他们一起秘密前往根据地接受任务。那年我17岁，在扬州中学上学，扬州中学被日军占领后，学校就搬到了羊巷。
第二天一早，方岗、方福寿兄妹和我由扬州老北门出城，绕道西北乡到城北淮南根据地扬州城工部驻地槐泗镇接受任务。行前，我们三人约好，如遇日伪军盘查就说是一家人，到方巷保姆家寻人的。好在当时日伪军已处强弩之未，我又有“良民证”和“学生证”，岗哨未认真盘查，我们就蒙混出城了。
西北乡有一条公路，为防日伪军沿公路进犯，根据地抗日军民将公路每隔一段挖一壕沟，我们经过时只能在临时搭起的木板上小心翼翼走过去。绕过西北乡后，我们三人一路向东急行，近中午时分才到达扬州城北槐泗桥。槐泗桥是进入槐泗镇的必经之路，桥头有两个少年持红缨枪站岗，见有人来就摇动手中小旗通知桥另一侧的人，很快就有人过来询问，在问清来历后就将我们带到槐泗镇内一民居中，淮南根据地驻扬州城工部张剑飞部长已在等候。
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张剑飞同志，他约三十出头，一身农民打扮却不失知识分子风度。他首先向我们介绍了当前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和国内抗日战争大好形势，随后又向我交代了在当前形势下从事地下工作的方式方法和需注意的事项，同时让我继续收集扬州日伪政权相关情报。方岗和方福寿先后向他汇报了工作，随后我们就返回了扬州。
我再次见到张剑飞同志是1945年夏天，我独自一人到槐泗镇送情报，在听完我的汇报后，张部长交给了我一项特别任务，让我带八本经过伪装的书返回扬州并投寄给扬州汪伪军政头脑。由于时间非常紧迫，张剑飞同志将书贴身捆绑在我身上，让我随即赶回扬州。在经过老北门关卡时，我凭着“良民证”和“学生证”免了搜查，将书安全带回家中。
当晚，在准备投寄前我翻开书看了一下，书是三十二开本，书名是《美军登陆与中国前途》，翻开后首页字是横排的，底部印有大众周刊出版社和民国三十四年七月，再翻开内页，却是毛主席在党的七大上作的报告——《论联合政府》。
根据收集到的扬州汪伪头目的地址，我把七本书分别装信封，连夜投到他们的住处和办公地，还剩下一本藏在了家中书桌的夹层内。随后的数天只要有时间，我都悄悄把书取出来阅读，每每都被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的伟大方针和精辟论述打动，总是不知不觉读到深夜，每次阅读思想都能得到升华。
我有一关系比较好的同学叫谢世廉，他思想进步，对日本法西斯仇恨，我就悄悄将这本书借给他看，然而没过几天却出事了。
那天，我上学途经大舞台戏院时，听到几个老百姓在议论，说日本人昨晚抓了一批共产党和抗日人士，就关押在大舞台戏院内，到学校后未见谢世廉来上课，我就慌了。放学后我连忙赶到南门大街他家中打听，未想到出来开门的就是他。原来他在家中装了一个矿石收音机还架设了天线，日本人怀疑是电台，半夜闯到他家中搜查，将他连同矿石收音机一齐押到大舞台戏院审讯，因未问出什么结果，早上十点多钟就把他放了。我借给他的这本书，因他藏在比较隐蔽的地方，日本人未搜到，故躲过了一劫。之后不久，谢世廉就投奔到抗日根据地淮阴抗大学习。
我珍藏这本毛主席的《论联合政府》已有72年，这将是我永远的珍藏。睹物思人，见到它更使我怀念引领我走上革命道路的二哥宋原放（即朱懋杰)，抗战时期扬州地下党员方岗、方福寿兄妹和淮南根据地派到扬州城工部的张剑飞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