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时期,随着北伐的胜利进军,国民革命的前景光明,国民党右派为独占胜利果实同共产党的争斗愈趋激烈。中共中央的退让政策使蒋介石屡屡得逞,他逐渐褪去左的伪装,从江西赣州起开始公开镇压革命力量。
1927年3月24日,北伐军占领了南京,当天下午,英美军舰借口保护侨民悍然炮轰南京,造成2000多中国军民伤亡的严重事件。南京事件加速了蒋介石同帝国主义勾结的步伐,3月26日,他乘军舰抵达上海。上海是帝国主义侵华的桥头堡,同时也是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开展反帝斗争的前沿阵地。当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刚刚取得胜利,中国共产党掌握着数千武装的工人纠察队,控制了新建立的上海市民政府。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震动帝国主义与大资产阶级,他们加紧分化瓦解革命阵营。蒋介石来沪受到拉拢,更加坚决反共。
1927年4月2日,蒋介石集团盗用“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之名,议决“清党”,为即将发动的政变披上“合法”外衣。接下来的3天内,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又连续召开会议,进一步决定武力“清共”,为此调兵遣将,并指使上海青洪帮流氓组织“中华共进会”,配发短枪,充当打手先锋。布置停当,蒋介石4月9日前往南京,3天后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四一二前夜汪寿华遭青帮诱捕,成为反革命政变戕害的第一人
4月11日晚,汪寿华应杜月笙之邀前往杜公馆赴宴会谈。汪寿华当时是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面对国民党右派散布的工人纠察队要冲击租界等种种谣言,汪寿华曾于3月底会见蒋介石,探察对方动向,并发表敬告上海市民书以正视听。预计到可能发生解除工人武装的冲突,汪寿华4月4日召开上海总工会第二次执委会,做出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以应对危机的决议。
杜公馆宴请吉凶难卜。经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等同意,汪寿华11日晚8时租一辆汽车,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李泊之随行,到杜公馆附近李下车等候。两个小时未见汪出来,李泊之知道情形不妙,赶忙回转向党组织汇报。青帮流氓诱捕汪寿华后,将汪押送到枫林桥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特务处。在那里,汪寿华受到“审讯”。汪慷慨陈辞,表示自己“为共党工作义务,不遗余力”。12日,汪寿华被枪决,成为牺牲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的第一位共产党人。
四一二凌晨流氓武装突袭工纠队,反动军队伺机缴械
青洪帮流氓在卑鄙地实施“斩首”行动得手后,即于4月12日凌晨发动突袭。停泊在外滩附近的炮舰拉响了汽笛。以此为号令,臂缠白布黑字“工”袖章、伪装成工纠队的青洪帮流氓打手,携带枪械,从租界区冲出,分头奔赴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江湾等处工人纠察队驻地,展开袭击。从4点起各处枪声甚密,至上午9点停息。
凌晨4点多,工纠队总指挥处听到上海总工会所在地湖州会馆方面有枪声,副总指挥顾顺章即带人前往视察。进湖州会馆不久,枪声又起,看到60余名戴“工”字臂章的便衣队向会所开枪,门前纠察队开枪还击。10分钟不到,就有大批26军部队开到,将便衣队缴械捆绑。5团团长邢霆如乘势要顾顺章到2师司令部商议枪战事件的解决办法。顾顺章不知是计,随行到半路即被缴械。邢团长又要顾回去让工纠队全部自动缴械。顾顺章坚称不可,邢等佯称若认为缴械不好看就不缴,请工纠队把枪靠起来。工纠队员以三叉式将枪靠好,国民党军就逼令工纠队后退三步,以机关枪相对,就此占领湖州会馆。
与此同时,类似把戏也在其他工纠队驻地上演。在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发现流氓与党军一起前来,大呼缴枪,工纠队副队长杨凤山上前理论,被当场枪杀,双方激战。8时许,邢团长又来“调停”,工纠队坚持不缴械。邢谎称已经抓获攻击工纠队的流氓,准备严惩,以此骗工纠队员与士兵一起徒手游行,“以示友谊”,趁机占领俱乐部。各工纠队共14处驻地全被缴械,激战中工友群众死伤300余人。同日,反动军还拘捕工人领袖、共产党员和革命工人,摧残一切革命组织。据白崇禧日后回忆,当天就攻破大小机关80余所,捕获共产党一二等干部300余人。
4月13日下午群众抗争,宝山路百余丈马路“变为血海”
4月12日,白崇禧以上海戒严司令官名义发布通电,冠冕堂皇地宣称“上海工人纠察队发生械斗”,“已将该肇事工友武装一律解除”。中午12时,各工会等群众团体5万余人在闸北青云路举行市民大会,要求发还工纠队枪械,游行示威,一举夺回总工会所在的湖州会馆。50万群众不顾大雨泥泞,前往龙华向白崇禧请愿,请白崇禧尊重民意、恢复工人武装,等等。
翌日,上海总工会通电全国,揭露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真相,号召上海工人阶级“誓死奋斗”,在前一天海员、南市、沪西工会组织罢工的基础上,成功发动20余万工友的大罢工。午后一时半在青云路召开市民大会。那天阴雨濛濛,又有国民党军沿途堵截,沪东、沪西、南市工人群众都不能前来,但是闸北工人、学生、市民到会者仍多达10万之众。会后,群众排队游行,前往宝山路26军2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友、交还纠察队枪械,队伍长达二里许。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突然有卫兵从各里弄内奔出,向人群射击,然后机关枪响了起来,在十五六分钟时间里,士兵至少击发五、六百发子弹,宝山路上的密集群众不及退避,纷纷倒下,死伤甚众。“宝山路一带百余丈之马路,立时变为血海。群众所持青天白日旗,遍染鲜血,弃置满地。据士兵自述,群众当场死亡约五、六十人,而兵士则无一伤亡者。事后兵士又闯入对面义品里居户,捕得青帽短衣之工人,即在路上枪毙。”兵士在街上横冲直撞,杀人如狂,随后实行清街,禁绝行人,以大车装死者拖至荒郊掩埋,重伤者也不施救,直接扔入土坑。当天,南市工人群众游行在南火车站附近也遭到国民党军开枪镇压,立毙10余人。
民主人士仗义执言,申城血雨腥风
宝山路惨案发生后,26军司令部狡辩,称:当时游行群众中有人向士兵开枪,冲闯哨所,这才引起士兵的开枪镇压。然而,胡愈之当天目击所见,却是国民党驻军开机关枪,大肆屠杀游行请愿的工人群众,其中包括一些妇女儿童,以上直接引文就出自胡愈之当夜所写,并以“闸北居民郑振铎、冯次行、章锡深、胡愈之、周予同、吴觉农、李石岑等”名义,致上海临时政治分会的书信。经过签名人同意或亲自签名后,该信发出,原稿送至《商报》,于15日发表。
叛变革命的国民党军警于13日下午再次占领湖州会馆、查封上海总工会。14日,白崇禧以“市政府组织人员中混有共产分子”为由,下令封闭上海特别市政府。中共上海区委各部委产总会议当天下午议决15日各地追悼委员长及死难工友大会后,于中午12时收束罢工,一律复工。但是,国民党右派没有停止对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的疯狂捕杀,四一二政变发生的三天内,上海就有300多工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沪上一时血雨腥风。
四一二政变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规模搜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以“分共”的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随后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大屠杀。至此,国共合作全面破裂,大革命宣告失败。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虽然使大革命遭受到失败,但通过这一事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付出了血的代价,初步积累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为把中国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准备了条件。中国共产党高举革命旗帜,领导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土地革命,走上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