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4期●特稿●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事业永远在路上

作者:周锦尉

2017年2月,时间走到值得纪念的节点:邓小平逝世20周年,邓小平南方谈话25周年。纵观中国正迈向“两个百年”的第一个百年宏伟目标的大好形势,我们深切缅怀为中国改革开放作出巨大贡献的邓小平。

邓小平是政治家、战略家。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工作中心转到经济建设”,开启改革开放大幕,又鲜明提出“四项基本原则”,确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党的基本路线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的基石,铸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扎实基础。

笔者曾经供职《文汇报》,参加过中宣部组织的《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的编写工作,亲历邓小平理论诞生的过程,亲历宣传邓小平理论的过程。在纪念邓小平逝世20周年、纪念邓小平南方谈话25周年的日子里,我升腾起一种特殊的感情。回顾改革启动到如今的沧海巨变,感慨万千。

1980年5月,我被报社派往北京任驻京记者半年,采访、结识了一批著名学者和理论工作者,并积极联系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国社会科学院等有关部门和单位,为《文汇报》在新时期的报纸理论宣传工作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此后,我多次赴京组稿,并参与组织了有影响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研讨、邓小平南方谈话学习研讨等首都理论工作者座谈会,撰写并组织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理论文章。在改革开放初期,我的工作就是要为《文汇报》形成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宣传的良好舆论氛围添砖加瓦。在我的记忆中,这也恰是形成并宣传邓小平理论的发端期。

在后来形成体系的诸多邓小平的理论观点中,关于“市场经济”的理论,曾备受争议。笔者清楚记得,1991年1月,时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刘国光在上海社科院做了有关“经济形势”的报告。我当时正好到北京组稿,得到这个消息就访问了他。当月26日,《文汇报》论苑版刊登了我撰写的6000余字的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的访谈录——“90年代深化改革的理论思考”。之后反响热烈,我曾听上海社科院的研究员、市委党校的老师等人谈起,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朱镕基在市委党校的一次领导干部学习班的会议上说,《文汇报》访问刘国光的文章很好,他很同意文章的观点,并说如果这篇文章发在头版头条,影响就会更大。

访谈文章说“经济体制改革是一场市场取向的改革”,“市场机制,通俗讲就是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运行方式,它是社会化、商品化过程中所必须的,并不是划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标志,两种制度都可以利用市场机制”。在“市场经济”的概念还未形成共识的舆论背景下,此文的观点无疑是超前、大胆的,自然也会“激起千层浪”。1991年春天,周瑞金、凌河、施芝鸿以“皇甫平”的笔名在《解放日报》连发几篇评论文章,引发社会的热议,其中首篇《改革开放要有新思路》就引用了刘国光的观点。但随后舆情起了微妙变化,北京的一些报刊发表文章,批评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观点,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如此看来,当时要做到思想解放是多么不容易!直至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明确肯定了“市场经济”的观点,因为倘若在这个问题上还冲不破这一藩篱,改革开放就会障碍重重,难以迈出创新的步履。同年6月,我又请北京同志写了一篇《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的文章。这篇几经起伏的刘国光访谈录也终在1992年获得了全国报纸理论文章一等奖。

直到1992年“南方谈话”发表、93年《邓小平文选》出版,经过一番认真学习研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点才被公开提起,在全党获得共识。当然,市场经济的争议并没有完全消失,前不久我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将社会出现的某些弊端,归咎于邓小平赞成市场经济,“打开了私利的‘潘多拉魔盒’”。其实,他们不懂,市场经济是双刃剑,我们一方面要发挥它的长处,另一方面要努力遏制它的负面作用。这,永远是共产党人的职责。

一度阻力重重的邓小平理论宣传之路,在坚持改革的理论工作者的努力下,不断地打开新的局面。那一时期,我与报社理论部的同仁一起组织刊登了阐述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文章,包括林子力的《论联产承包》,赵修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伦理辩护》等。北京的郑必坚、董辅礽、于光远、沈宝祥、龚育之、邢贲思、苏星、冯兰瑞、冷溶、李忠杰等众多学者接受了我的采访和组稿,上海的刘吉、夏禹龙、王沪宁、李君如、曹建明、施芝鸿、尹继佐、赵修义、奚洁人等诸多专家在《文汇报》发表了很有份量的文章。

1993年,中宣部开始组织《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学习纲要》(简称《纲要》)的编写工作,第一年初步形成了11万字的文稿。1994年5月,我接到中宣部邀请,参与《纲要》的起草工作。这第二轮的撰写过程长达近半年,由当时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同志亲自抓。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李君如牵头,具体执行起草工作。那年的中秋节,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还接见了起草组的全体同志,可见中央对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的重视。

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虽对邓小平领导改革开放很认同,但要提炼“邓小平理论”,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是有障碍的。有一些声音认为,毛泽东已将中国实际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有了“毛泽东思想”,且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的理论都有,还需要再去概括邓小平的理论吗?另外,马克思有《资本论》,列宁有《帝国主义论》,毛泽东有“两论”(《实践论》和《矛盾论》),而邓小平只有“猫论”(“不管黑猫白猫,能捉老鼠的就是好猫”)和“摸论”(“摸着石头过河”),如何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针对这样的观点,参与编写的同志认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的理论,以一代一代的领袖人物的提炼概括为代表性理论,既集中了全党的智慧,又有当任领袖的个性,这是我党理论的特点。指导思想理论的概括是很重要的,它能统一大家的思想,然后齐心协力从事重大的事业。尤其,改革开放以来社会处于发展和转型期,出现的新情况、新方式、新经验多,指导思想的理论尤为丰富。将改革开放时期的实践提炼成一个理论很重要,它可以直接指导当下的工作。

一个理论是否具有科学理论价值,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角度来说,应该具有这样四个特性:一是这一理论要回答人类文明进步中关心的课题;二是这一理论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三是这一理论有一个内在的、相互贯通的逻辑系统;四是这一理论具有继承性集成性原创性。而邓小平理论就有这样的特性。

我们在编写这本《邓小平理论学习纲要》时,邓小平的原话引用得比较多,也有不打引号稍有概括的原话,另有一些概括度比较高的话。李君如为《纲要》的起草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郑必坚、龚育之也参与了大量工作。一开始,我们分工负责起草各个章节。以后,整个起草组再从头到尾一章章、一节节集体讨论,从大小标题、框架结构,段与段之间的逻辑,每一句的表达,一字一句地“抠”。据说,最后文稿的审查,丁关根部长恰患眼疾,他是请人一句一句读给他听。

这份《纲要》定稿后,1995年5月中央发通知,作为全党要重点学习的辅导材料,呈现给广大读者。全书6万多字,共分为绪言、基础性理论(前3章)、主体性理论(中间8章)、保证性理论(最后5章)和结束语,表达邓小平理论的是“3、8、5”结构,逻辑明晰,层层递进,语言精练准确。绪论是评述邓小平理论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亮点的话语: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第二次飞跃”(毛泽东思想是第一次飞跃);邓小平理论的“基础性理论”包括“思想路线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初级阶段的国情论”;邓小平理论的“主体性理论”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理论”(发展是硬道理、三步走战略、改革是第二次革命、开放、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精神文明、四项基本原则);“保证性理论”,包括“外部环境”、“一国两制”、“依靠人民”、“依靠军队”、“依靠党”;结束语则是贯彻邓小平理论的要求,以及我们的前景展望。

《纲要》尤其表达出邓小平理论的几个原创性理论。首先,是“社会主义本质论”,也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没有搞清楚,本质论是重要的回答。在《邓小平文选》中有一文《一心一意搞建设》(1982年9月18日),是邓小平同志陪同时任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金日成去四川访问途中谈话的一部分:“我们干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止到一九七八年,工人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民大多数地区还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优越性?”邓小平首次将“发展生产力”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了一起,对“社会主义本质”进行了概括,即“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其次,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提法:原来人们认为20年就可以从社会主义进入共产主义,就产生了“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左”的做法,而邓小平指出,这一时期是需要几代人、几十代人的努力的,发展时间是比较长的,我们初级阶段的很多做法,引进和消化了国际的资源配置的不少合理做法。另有“和平与发展”的关于时代的提法,当时“时代”的提法通行列宁“战争与革命”的说法,而邓小平指出,“现在世界上最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当然,邓小平原创性理论还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一国两制”论等。这些理论、观点都在《纲要》中得到了充分体现。

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把“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定名为“邓小平理论”,并将其写入党章,成为指导思想之一;后来邓小平理论又被纳入我国宪法中。以后我们党又将邓小平理论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离不开包括理论工作者在内的全党的不懈努力。

现在,党中央领导核心的“接力棒”传到了习近平总书记手中。我们确定了新阶段更加宏伟的现代化建设任务。习近平“七一讲话”的主旨是“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这个“初心”,有建党初立下的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理想信念,也有改革初所立下的共同理想的信念。“基本路线不动摇”,属于改革事业的一个“初心”,也是邓小平理论的主体。

十八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所制定的12条要求,第一条就是:“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也是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开展的根本保证。”这是对邓小平开创事业和邓小平理论的继承。我领会《准则》“第二条”:“坚持基本路线不动摇”有新的内涵:坚持“一个中心”,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五个发展理念,为实现中国梦打下坚实物质基础。坚持“两个基本点”,即一是坚持“四个自信”,做到头脑清醒、立场坚定;二是坚持勇于自我革命,勇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

“初心在,勇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举旗定向、审时度势、强基固本,开辟了治国理政的新境界,形成了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我们更应立足日新月异的当下,保持改革开放启动时的那股勇气锐气朝气,继续“敢为人先”,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不畏艰险、团结奋斗,以更辉煌的成绩,迎接十九大的召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