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红军爸爸的品格

我的爸爸李光文是四川人，矮小、瘦弱，很难想象，像他这样的身躯能与叱咤风云的英勇红军联系在一起。我爸爸爱喝酒，不爱说话，为人低调，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早就和曾思玉、黄玉昆、王六生等众多军事将领结为至交！我的爸爸是残疾军人，一条腿长一条腿短，那是1933年和四川军阀杨森部队作战时留下的“纪念”。很难想象，他是拖着受伤的腿，来回三过草地，走完了长征路！

在我的记忆中，爸爸有时会长久地坐在阳台的藤椅上，深邃的目光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似乎在回味着难以下咽的树皮、草根，追思着风雨如磐的长征路以及无数在他身边倒下的红军战友。

爸爸参加红军的第二年——1931年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上世纪30年代中期，舒同任红军师政治部主任，爸爸任连指导员，在一次激烈战斗结束之后，大家已十分疲劳，准备宿营休整，这时突然发现有两个伤员找不到了。舒同接到报告，勃然大怒，命令爸爸和当时任担架队队长的赖从生：“无论如何要找到伤员！”爸爸和赖从生接令后立即带上武器，冲向漆黑一片的山林。山路崎岖、伸手不见五指，加上白天激烈的战斗，两人的体力极度疲惫，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爸爸和赖从生互相鼓劲：“我们是党员是干部，不能丢下一个自己的兄弟，一定要完成任务！”终于在一个山坳地洞里，他们找到了两位红军伤员，并迅速地把伤员送到当地老百姓家中养伤。爸爸和赖从生在拂晓之际赶回部队，向舒同主任汇报，舒主任露出了笑脸，拍着爸爸的肩膀：“不错，好样的！”

1950年，爸爸因伤残告别了心爱的部队和朝夕相处的战友，进入上海军事管制委员会工作。当爸爸看到百废待兴的上海，百姓没有房子住，政府急需稳定民心、稳定社会，爸爸主动提出：“为老百姓盖房子，把建筑行业牢牢地掌控好。”爸爸亲自到建筑施工第一线，虚心学习建筑业技术，并把“建设好新上海”宣传到每一个工人、干部。

在长期革命斗争的熏陶下，爸爸有着极强的组织纪律观念，有一次，上海市委召开各行业领导干部会议，爸爸应邀前往参加。在会场，大家等待主持会议的市委书记，等了很久，这位书记才到会场。当他准备登主席台时，坐在前排的爸爸，一下子站起身来，严肃地对着这位领导说：“××同志，大家都在等你开会，你为什么这么晚才到？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这就是爸爸，一个老红军战士的本色！

1964年，党中央号召开展“工业学大庆”运动。这年冬天，爸爸代表上海工业系统前往大庆开会。会议结束转道北京时，爸爸让秘书在宾馆等他，自己只身一人顺路去探望阔别20多年的战友——时任北京军区财政部副部长的李升平。爸爸来到部队门岗时，值岗战士看到眼前这位穿着皱皱巴巴旧大衣、又黑又瘦的“老农民”，无论如何不让爸爸进门。最后，值班长来了解原委后赶紧请爸爸进去，小战士嘟囔着说：“穿这么破旧大衣的人，怎么会是部长的客人？”爸爸听到这话很生气，转过身对小战士说：“小同志，这样的衣服比起战争年代好多了！艰苦朴素是我们的本分，可不能以貌取人啊！”

抗日战争时期，爸爸已是掌管滨海军区、渤海军区、鲁南军区军用、后勤物资分配大权的供给处主任，有多少令人羡慕的物资由爸爸掌控着。然而，爸爸对自己却十分“苛刻”，常年穿着陈旧的军服，破了就补一补继续穿，到地方工作后，仍旧沿袭着他的老习惯——艰苦朴素、努力工作，不在穿着打扮上有丝毫的要求。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各类物资匮乏，生活供给都是凭票购得。我大哥当时单位离家远，很想能有一辆自行车。一个偶然机会，大哥从一个叔叔（爸爸当年的红军战友）那里，得到一张13型军用锰钢自行车票，可把大哥高兴坏了，这是市面少有的自行车啊！大哥趁爸爸在外开会，凭票子买回了自行车。可是，当爸爸开会回来知道了这件事，狠狠地批评大哥，并责令大哥：“我们家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哪里来的退回到哪里去！”最终，这辆自行车让给了别家的孩子。

“我们家的孩子不能搞特殊”，这是爸爸经常挂在嘴边的话！家中的5个孩子，“文革”中分别在五七干校、企业、部队工作，爸爸总是说：“务农就把农田种好，当工人就把每天活儿干好，当兵就好好完成部队训练。生活上要和过去比、和战争年代比。谁也别想借用我的关系，把自己调到舒适的地方去！”在爸爸的言传身教下，家中孩子都遵循“为人正直、生活朴素、严于律己、努力工作”的家规家训，不给“红军后代”这个光荣称号抹黑。

爸爸离开我们近30年了！爸爸的音容笑貌和品格风范深深地刻印在我们脑海之中。我们将以革命先辈的长征精神勉励自己，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紧跟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走好新时期的长征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