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前,我作为空军通信兵,参与保障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专机的情景至今记忆犹新。
20世纪60年代初到“文革”之前,是我国外交活动非常活跃的时期。1963年12月13日到1964年3月1日期间,周总理和陈副总理访问了亚非14个国家,当时,因我国空军和民航的飞机尚无能力担负洲际间的专机飞行任务,所用专机还是租用荷兰航空公司的DC-7C型 飞机。就在这次出访时,周总理指示,今后远程飞行的专机要使用自己的飞机,中国民航要飞出去才能打开局面。
第二届亚非会议定于1965年6月在阿尔及利亚的首都阿尔及尔召开。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在会议之前,还将访问巴基斯坦、伊拉克、苏丹、坦桑尼亚和埃及等国。为保障这次使用自己国家的专机(苏制伊尔-18型飞机)实施洲际间飞行,需要空军做大量的准备工作,其中通信导航保障是主要内容之一。从1963年6月27日起,空军有关部门先后在北京、广州、昆明各建了一个15千瓦大功率无线电短波发射台,在专机出国前组成上述三地一体的远程对空报、话网,选调最好的报务人员编组值班,制定适合远程飞行的地空通信、导航资料,组织地空通信人员共同研究制定特殊情况处置方案。为确保专机安全通过喀喇昆仑山与帕米尔高原交界的明铁盖山口,空军派出17名通信官兵,于1965年5月18日在海拔4100米荒无人烟的红其拉甫建起了导航台。为及时掌握飞行动态,空司通信兵部指定了我和另一位经管无线电通信业务的参谋,昼夜参加空军指挥所专设的通信值班,及时处置和报告对专机的通信联络情况。
1965年6月2日,周总理和陈副总理专机通过红其拉甫导航台上空时,该台发出了清晰的导航信号,并点燃了三堆篝火。这一天,在空军通信史上着实是个非同寻常的日子。周总理在专机上向导航台官兵致电嘉勉:“你们在高山上辛勤工作,不畏艰险,克服了重重困难,望你们继续努力。”
6月15日,周总理、陈副总理率代表团一行56人,乘民航208号和空军234号专机从埃及开罗机场起飞,直航阿尔及尔。飞行途中,空军指挥所突然接到外交部通知: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请务必设法迅速转告专机立即返降开罗。与此同时,我国驻阿使馆,试图利用先一天抵达阿尔及尔机场的空军232号飞机升空并与正在飞行的专机联络,但政变当局已将机场关闭,飞机均无法起降,情势严峻,十万火急,假若专机得不到上述情况,其后果不堪设想。
可是,要立即将阿尔及利亚的政变情况告知专机谈何容易!通信距离一万多公里,飞机上电台功率仅为100瓦的信号,国内要收到专机信号难度极大。再者,我国同非洲时差有6小时之多,昼夜不同步,两地急剧变化的电离层会给短波通信带来极大的困难。
当时,两架专机在开罗——阿尔及尔3200公里的航线上,总共只有5个小时的航程。必须要在专机有足够油量返回的时间内,将返航信息传递给总理专机。空军指挥所气氛顿显紧张,通信值班室当机立断,迅即命令北京、广州、昆明三部大功率电台同时呼叫专机,并连续盲发请专机立即返航开罗的电报,国内多部收讯台全部守听。被誉为“空中灯塔”的空司对空台短波电台,终于收到了专机电台发出的微弱信号:收到电报,总理指示复电询问返航原因。当空军指挥所得知专机已开始折返时,大家才如释重负。专机由于及时收到电报,因机上剩油较多,为减轻着陆重量,专机在空中盘旋半小时后顺利降落开罗机场。周总理和陈副总理及其代表团全体人员平安落地。为了表彰空司对空台所作的贡献,上级为该台荣记了集体三等功。在这里,不能不提到红其拉甫导航台(其后搬至海拔4800米营地,改名气象导航台),官兵们不畏艰难困苦,长年坚守在人们称之为“生命禁区”的帕米尔高原,为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专机导航保障,他们还为美国总统特使基辛格秘密访华专机导航,保障其安全地往返穿越狭窄的明铁盖山口。该台多次立功受奖,1990年7月7日中央军委授予其“模范气象导航站”荣誉称号。
在纪念建军90周年之际,我们不会忘记那些曾经英勇战斗的战友们。特别欣喜的是看到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仅继承发扬了我军的优良传统,而且在武器装备上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强军之路越走越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