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70多年前粟裕将军特地让人为我做棉衣的事，心里就暖洋洋的，更加怀念这位平实、和蔼、可敬、可亲的将军。
1942年2月，中共华中特派员（前省委书记）刘英被捕；5月18日，刘英和中共处州特派员张贵卿在永康县方岩牺牲；7月18日，台州所属地区（以下简称“台属”）总特派员刘清扬的秘书林尧、台属驻宁波交通员殷钧、中共临海三门联络员兼三门特派员杨炎宾、临海特派员吴瑛等重要骨干7人在三门县海游镇被捕。原各级党的委员会组织虽已因白色恐怖而改为联络员制（单线联系），但联系网络遭到破坏，联络中断，骨干力量损失严重，形势空前严峻。台属总特派员刘清扬决定派我去上海向中央华中局驻上海的党组织汇报台属地区的情况，请示今后如何开展工作，并取回党组织的活动经费。
8月上旬，我到上海找到党的特别支部，特别支部又让我找新四军派驻上海的党组织负责人杨斌。杨斌同志听了我的汇报后，认为浙江问题严重，事关重大，必须向华中局领导汇报，而上海特别支部仅仅是华中局在上海的派出机构。因此，我历时数月的长途跋涉开始了。他们派出了一名向导（后来我才知道是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专门与上海党组织联系的政治交通员）与我同行。一路上我俩装作互不认识，我身上带着他帮我办来的“良民证”，遇到盘查就说是到南通看望亲戚。我俩坐轮船到南通后，出西门时只见到处是日军和汉奸的“和平军”，步枪上了刺刀，手榴弹打开了盖子，气氛十分紧张。一个“和平军”搜摸了我全身，把我身上带的红糖、烟丝等东西拿去抛进了碉堡。出西门仅三四里，我就看到有带短枪的人在走动，凭经验，我知道这已属于敌我拉锯地带，前面就是我抗日根据地了。在一处大瓦房里，苏中区党委组织部长赵毓华接见了我，说日军正在“扫荡”，无法架设电台，陈丕显书记的意见是直接送你们到苏北中央华中局去解决。于是，警卫人员将我送到交通总站。总站负责人告诉我：交通站离日伪军据点很近，日间不能外出，说话不能大声，夜间才能行军……我们按总站负责人的嘱咐，昼伏夜行，果然每一站的交通员都是熟悉情况的本地人，带我们夜间穿行在日伪碉堡的空隙间。行进中我们有时能听到碉堡里日伪军的说话声，看到碉堡内时明时暗的灯光或火光。夜里行走在田间小径，还能隐隐看到被日伪军杀害而未能收葬的民兵和村民的遗体。经过交通要道、大河、长桥或日伪军大据点附近时，往往又能看到我地方武装和民兵悄无声息地警戒着敌人可能巡逻的方向。寂静的夜空，却有一种浓烈的抗战气氛。走着走着，我们总算看不见日伪的炮楼和碉堡了，远处隐约间我们还能听到女同志唱的《新四军军歌》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向导告诉我“离家仅80里地了”。进入根据地，我的心情一下子开朗起来，亲人们为我们拂去身上的尘土，倒茶倒水，温暖如春。我们从苏中到苏北距离虽不算太长，但迎着敌人的“扫荡”，迂回于大大小小的封锁线、碉堡群之间，昼伏夜行，一站一站地向北走，从南通到阜宁，竟足足走了近三个月！
位于苏北盐阜区黄河故道的阜宁县停翅港，是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华中局所在地。在这里，我见到了穿着军装、蓄着胡须的饶潄石政委和骑着大白马的陈毅军长。我夜宿华中局招待所，本想次日和几位熟人谈谈天台情况，不料睡到半夜，警卫人员把我推醒说华中局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曾山同志要我去见他。曾山部长听完我的汇报后说：“台属党组织的领导问题，介绍你到苏中区党委粟裕师长那里去解决”，并说：“今晚，谭震林主任到苏中区一师传达中央精兵简政指示。谭主任有警卫连护送，你随队伍去一师，路上陈铁军同志会照顾你。”据我所知，陈铁军是红军时期粟裕的战友和老部下，三年游击战争在一起，现任新四军军部作战科长，要调到一师去工作，他也是今晚动身，与谭震林一起去。我搭了他们的“便车”。途中，除接近大的日伪据点路段必须夜行军的两三天外，其他都是白天行军。在警卫连的护送下，我们经过十多天行军，大家到达如皋县的掘港镇。这里是苏中区党委所在地，也是新四军一师驻地。陈铁军和我被安置在大操场旁一间瓦房住宿。不一会，一个瘦小个子、穿旧军装、戴旧军帽的人走进来看望陈铁军。显然，他们之间很熟悉。陈铁军向我介绍说：“这位就是常胜将军粟裕师长！”
啊！怪不得一路上陈铁军曾笑着同我谈起粟师长时说“其貌不扬”，今一见果然如此，进门时我还以为他是通信员或是普通士兵。粟师长从衣服口袋里取出一只灌满汤药的玻璃瓶子，嘱咐陈铁军及时服用。原来是陈铁军患有气喘病，粟师长特地为他准备的。将军的战友情和对部属的关心由此可见一斑。我拿出中央华中局组织部的介绍信交给粟师长，并向他汇报了刘英等同志被捕和浙江台属党组织面临的严峻问题。粟师长听后表示：浙东四明山战事正繁忙，这里（指掘港镇）明天开始开苏中区党政军扩大会，他极忙，容他考虑一下再同我谈，让我先休息几天。
次日，苏中区党政军扩大会召开了，空旷的操场上拴着五六十匹战马，这就是参加会议的首长们的“小汽车”了。会议开了一个多月，其间我多次报告要求见粟师长给予指示，都被首长的秘书阻止，说不要打扰首长。有一天的会议内容让我亲眼目睹了，是公审公判潜伏在我一师领导机关内的一名日本特务，执行了枪决。又过了几天，会议一结束，粟师长立即召见我，说：“很抱歉，开会将你的事耽搁下来，让你久等了。”谈了一会正题的事后，师长说送我去启东县，让我乘交通船回浙东。这时，天气很冷，粟师长看我身上衣衫单薄，问我带衣服没有，我说没带。出来时是8月，天气正热，北上盐阜区，又南下苏中区，没想到我走了三个多月……粟师长当即把后勤部的同志叫来，当面吩咐说：“这位同志要到日伪占领区和国统区去工作，你们用细布做一套棉衣裤给他。”当时根据地经济很困难，军装、被服的布料都是手工纺织的土布，而师长却吩咐用细布为我做棉衣裤，给了我特殊照顾，一股暖流在我全身涌动。
我被送到启东后，在海边等候我方的交通船。20多天后，浙东的交通船到了，船老大是我党同志，为了安全，他为大家作了充分的准备：有过日伪关卡的通行证，有东海与杭州湾各股海匪头目的名片等。交通船起航后，我还曾遇到夜间日伪军的小汽艇追来检查，夜半还有海匪带枪跳进我们船中问话、勒索。我们的船老大非常沉着，应付自如，出示通行证和名片，还奉送一些烟酒钱……两天后，船在三北地区沈家桥附近靠岸，我终于回到了浙东区委会，得知华中局已批准将台属地区划归浙东区党委领导。这时，宁海桑洲支部的陈承沪同志恰好来到区党委。他身穿纺绸长衫，一副小开模样，他的穿着似乎不适合四明山游击区的工作环境。而我穿的是粟师长吩咐做的棉衣裤又似北方民众模样。商量结果，我俩互换了衣服。他穿上粟师长给的棉衣裤活动在游击区，我穿上他的纺绸长衫，一副富商模样回到台属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