瓦解日军的“利箭”——“反战同盟”

　　在新四军各部队，由被俘日军和主动投诚的日军士兵及下级军官组成的“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总支部和苏中、苏北支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协议会及苏中、苏北、淮南、淮北分会，“朝鲜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等，是活跃在华中敌后开展敌军工作的一支特殊力量，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早在1938年3月24日，被八路军俘虏的日军东京、大阪、久留米、京都师团等部的士兵就提出了“日本士兵反战同盟反战口号”。1939年11月7日，在山西麻田村八路军总部成立了“在华日本人觉醒联盟”。1940年5月，在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冈野进）的指导下，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延安支部，发表了成立宣言。

1941年11月11日，在新四军系统，豫鄂边区和第5师率先成立了“日本人反战同盟”，定名为“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第5支部。主动从日军中单身出逃投奔新四军的坂谷义次郎被推选为支部长，森田博美为副支部长，盟员约有20多人。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北支部于1942年6月11日在第3师举行了成立大会，古贺初美当选为支部长，正在3师视察的新四军代军长陈毅，特地到会祝贺。8月2日“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南支部在第2师成立，支部长为高峰红志。尔后，“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淮北支部在第4师成立，支部长为后藤男。

浙东游击纵队虽然日俘较少，但在1944年也成立了“日本人民解放同盟”和“朝鲜独立同盟”苏浙支部，开展了活动。

新四军第1师“反战同盟”的成立活动很隆重，也有代表性。该师10余个被俘日军士兵经过酝酿和筹备，于1943年12月1日正式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立大会在1师后方医院附近的东台三仓河畔潘家的一个大庙里举行。1师师长粟裕，苏中区党委书记陈丕显，苏中行署主任管文蔚，以及新四军政治部敌工部、1师政治部敌工科，1师和苏中区的党政机关、群众团体代表共100余人到会祝贺。日本人滨中政志致开幕词。他激动地说：“今天，我们已经站在中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立场上，成为新四军的战士，这是我们和日本人民的光荣……组织这一反战同盟是回答日本军阀的种种麻痹、欺骗和阴谋的有力铁拳。”

粟裕、陈丕显、管文蔚在会上讲了话。粟裕分析了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后，指出：希特勒的垮台和日本法西斯的垮台是不可分离的；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日本人民的解放是不可分离的。今天“反战同盟”苏中支部的建立，对今后的斗争具有重要的意义。她是加速日本军阀溃灭的催命符，也是中国抗战最有力的同盟军。

成立大会上通过了苏中支部的《宣言》和《纲领》，选出滨中政志为支部长。

会后，苏中支部向陈毅代军长、饶漱石代政委、张云逸副军长发了致敬电。这时，陈毅正由军部去延安途中，接到电报后立即发来了贺电，称：“你们获得解放以来，对反法西斯战争尽了最大的力量。在你们同一意志下组织了反战同盟，这对我们以及对日军士兵工作将有很大的帮助；同时，也是日本革命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苏中支部的成员最多时曾达到70余人，其中尉官5人，士官近10人，反战活动开展得十分活跃。
1944年2月6日，在新四军敌工部门的帮助下，成立了“在华日本共产主义者同盟”华中总支部。华中“日本人反战同盟”各支部均派代表到会祝贺。5月5日，“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华中协议会成立，委员长香河正男，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苏中、苏北、淮南、淮北等四个支部。车桥战役中被俘的日军山本一三中尉及20余个士兵也参加了该会。由于是从“日本人反战同盟”发展到“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工作对象也从前线的日军士兵扩大到在华日侨、欧美日侨及日本国内的民众。
1944年6月1日，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敌军工作的指示》中明确规定：“今后的敌军工作应该通过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原名反战同盟）及日人干部去进行（目前尚无日人干部及解放联盟的个别地区仍按原状态进行敌军工作）。各级政治部的敌工部门则应集中力量进行伪军工作，对敌军工作只居于方针的领导与协助解决实际困难的地位。”
“日本人反战同盟”和“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在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的指导下，在瓦解日军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主要有：
一，大力开展对日军士兵的宣传工作。由于“反战同盟”和“解放联盟”成员都来自侵华日军各部队，他们对日军内部尖锐的官兵对立、新老兵矛盾等各种情况有切身体会，故在宣传中能紧紧抓住日军官兵的心理，把话说到心坎上。他们与日军士兵民族相同，语言相通，所以日军士兵对他们有一种亲近感，敌对情绪较少，比较容易接受他们的宣传。“反战同盟”编印的大量日文宣传品及出版的日文报刊，如苏中支部的《新时代》，苏北支部的《日本兵队之声》《士兵之友》，淮北支部的《兵士呼声》，第5（鄂豫边区）支部的《反战旗》《士兵之友》《自由之光》《新导报》，苏浙支部的《解放周报》等，以大量实例揭露了侵华日军内部的黑暗，官长对士兵的压迫，士兵的厌战反战和思乡情绪，很容易引起日军士兵的共鸣。
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反战同盟”的日本同志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中开展火线喊话。1942年冬至1943年，新四军第3师对下乡“扫荡”的日军展开反击，苏北支部日本同志在八滩、佃湖、陈集等战斗中，不顾密集的炮火，靠近阵地前沿对日军喊话。敌军官恼羞成怒，命令以猛烈炮火进行扫射。但扫射一停又响起了日语喊话声，使敌军心涣散，先后有十几个日军士兵向新四军投诚。
1944年3月5日，新四军1师发起车桥战役。苏中支部成员松野觉冒着猛烈炮火，匍匐前进到泾口日军据点前五十米处的草荡里喊话，还唱日语反战歌曲《战争是痛苦的》。凄凉悲切的歌声，引发了日军官兵无限的思乡思亲之情，阵地上鸦雀无声。歌声一停，从敌人据点里突然传出一阵热烈的鼓掌声……松野觉连续进行喊话，后来不幸被日军一颗罪恶的子弹击中头部，牺牲在瓦解敌人的战斗岗位上。
二，协助敌工部门做好日军俘虏的工作。如车桥战役后，新四军1师俘获了24个日军下级军官和士兵。他们有的手上负伤，有的眉毛烧焦，有的打断了肠子。由于不了解新四军的俘虏政策，情绪消极、抵触。“反战同盟”苏中支部成员香河正男等协助1师敌工部门做工作。开始时有的日俘骂他们是“叛徒”、“丧失了大和魂”、“没有日本人精神”等。但他们仍耐心对日俘进行开导，帮助医护人员为日俘治伤，为日俘解决生活上的各种问题，使日俘逐渐了解了新四军的俘虏政策，初步认清了日本侵华战争的非正义性。
三，手执武器直接打击日本侵略者。“反战同盟”中的日本同志，和新四军指战员并肩作战，用手中武器打击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日本法西斯。第5支部的十几名盟员，和5师师直敌工队一起，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伏击了从湖北黄冈姚家开往河口的一个日军小队，盟员森增太郎亲手将日军小队长击毙，缴获了该小队长佩戴的军刀。战斗结束后，森增太郎将军刀赠送给李先念师长，受到李师长亲笔写信表扬。正如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预言的那样：这些日本同志成了中国战场上反对日本法西斯的英勇的国际主义战士。
四，主动参加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民主建设事业。由于日寇的频繁“扫荡”和野蛮“清乡”，又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使新四军和广大人民物资极度匮乏，处境十分困难。“反战同盟”各个支部的日本同志亲眼目睹这些情况，决心以实际行动帮助根据地军民克服困难。他们以新四军指战员为榜样，谢绝对他们的额外照顾，和干部战士同甘共苦，要求吃一样的伙食标准，还积极参加生产运动，千方百计节省开支。从发给他们的微薄的津贴费中（仍比新四军指战员要高），筹款接济受灾群众。苏中支部1944年4月2日就捐款245元（法币）给四分区灾民。“反战同盟”的盟员还开荒种地，既改善了生活，又和新四军指战员及根据地群众在共同劳动中增进了友谊。
五，积极组织“反战同盟”成员进行学习。在延安设有“日本工农学校”。车桥战役后，被俘的24个日军官兵致电在延安的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要求前往延安工农学校学习。这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为此新四军政治部决定设立“日本工农学校华中分校”，吸收被俘日军官兵入校学习。这个分校附设在苏中公学内，对内称第20队，对外称“国际兄弟队”。由敌工科副科长李德武任队长。李是朝鲜人，被迫征召到侵华日军，被新四军俘虏后，经过教育很快提高了觉悟，不仅成了新四军光荣的一员，还被提拔为敌工科副科长。
日寇投降后，新四军各部队“反战同盟”的日本人大多数于1945年底前后返回日本，只有个别人留在中国，或继续在新四军中工作。
华中日本人和朝鲜人的“反战同盟”，在政治上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工作上受新四军各级敌工部门的指导，在组织上有独立性和严密性。它是一个抗日的、进步的群众团体，是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一部分。它在抗日战争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开展了特殊的工作，完成了特殊的使命，在新四军敌军工作史也占有光辉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