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30年2月出生在福建侨乡诏安县城，从小就钦敬老一辈的侨胞为家乡捐资兴学、热心公益事业的美德，立志要考上侨校，出洋谋生，报答故乡。
1948年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厦门国立第一侨民师范学校。侨师民主气氛的熏陶和解放战争形势的鼓舞，激发了我满腔的革命热忱，我跟着朱振民同学参加了侨师地下党领导的曾厝垵夜校，满怀激情地同青年农民一起高唱《你是灯塔》《团结就是力量》等革命歌曲，还跟着厦门大学学生从大生里走到中山路游行示威。
寒暑假回到诏安老家，我串联同学以郊游南山渡头庵作为掩护，介绍厦门游行示威的情况，介绍解放大军南下、沿海城市相继解放的新形势，激励同学们投笔从戎参加革命。很多思想进步的同学互相传抄革命歌曲和传阅进步书籍，还仿效侨师到四都、西张等农村组织“夜校”，以扫除文盲为掩护，传播革命思想，串联思想进步的同学，开展地下活动。
在同学的聚会上，我还用亲身经历揭露国民党的反共宣传。暑假我同堂叔到官陂山区贩卖土烟，途经乌山遇到一群背着枪支的游击队员走过来，我们怕土烟被“共匪”抢走，赶紧躲到路边树底下。游击队员发现我们两人躲在路旁，就走过来拍着我们的肩膀问土烟一包多少钱，叫我们算算有多少条可以卖给他们。我们共带36条，一条2元，共72元。按金圆券10元换1块银元，游击队中一个人给了我们8块银元，不仅没少给一分钱，还多给了8元钱……我亲身经历的共产党游击队公平买烟的故事，同学们听得津津有味，他们异口同声地说如果遇到国民党兵要烟，不但不给钱还会甩你两巴掌！
1949年5月，学校当局宣布，国民党教育部勒令停办侨师。虽然侨师师生联合抗议，但最终伙房还是断炊了。一天，朱振民同学偷偷跑来告诉我，他要同地下党的同学到安溪参加游击队，叫我回诏安上乌山参加陈文平的闽南游击队。于是我和侨师诏安县的同学一起回了诏安。许瑛是新加坡侨生，她父亲经常寄来新加坡的报纸，我们从新加坡报纸上看到了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和解放大军解放上海、进军福建的战报。我第一次看到毛主席靠在沙发上抽烟看报纸的照片，深深感受到毛主席的伟人风度和气魄，内心万分钦敬。我与同学互相传阅报刊、交谈以及参加陈文平派驻诏安县城的地下党负责人谢家群组织的“学习小组”（诏安县城地下工作组的对外名称），不断提高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理解，并与许瑛、林惠秀、林启贞、沈玉生、郑丽琼、林惠平等一起到四都、四张和东山，以侨师校友联谊活动的名义，调查国民党张贞师的反动势力范围以及国民军第58师在东山的布防等等情况。我们频繁的活动，终于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意，并被列为共党分子监视。1949年9月，我同林惠平逃出诏安国统区到云霄县解放区，并由龙溪地委组织部介绍到厦门参加华东军政大学福建分校考试，被录取后从厦门行军7天到闽侯校部学习。1950年10月，我从军大毕业后被分配到人民解放军第29军85师255团后勤处任文化教员，而后调253团政治处任秘书。
我在人民解放军33年，从学员一直干到团政治处主任，直到1982年3月才转业到漳州市委宣传部工作。转业后，我发挥长期从事新闻工作的专长，成为军内外、海内外报刊、电台的特约记者，并被厦门大学聘请为新闻专业的客座讲师。回首这一生，侨师的革命生涯，成为我终身为革命奋斗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