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是一位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作家、诗人、翻译家，但是他投身革命斗争的丰富经历却较少被人提及。1927年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和李大钊惨遭杀害的白色恐怖中，冯雪峰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他参与筹建并领导左翼作家联盟，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主持中共驻上海办事处工作，还吃过国民党集中营的牢饭……他是一位革命运动的力行者和实践者，在开展和参与斗争的过程中扮演了多重角色。
文化战线上的反“围剿”战士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一大批文化人聚集于上海投身革命文艺。潘汉年、冯雪峰等人联络各界知识分子，使得他们团结起来。1930年2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茅盾回忆“左联”时期的冯雪峰时对其评价很高，他说：“在一九三三年冯雪峰去江西前，鲁迅对左联的领导主要通过冯，而且配合得很紧密。”
“左联”成立之初，就受到了国民党方面的破坏和镇压，内部有点涣散。在这个关键时刻，1931年2月冯雪峰任中共“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2月冯雪峰任“文委”书记，1933年又任中共上海中央局宣传部干事和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等职，兼管“文委”工作，并联系“左联”、“社联”、“反帝大同盟”、“民权保障同盟”等团体。
“左联”成立后，内部成员在斗争方式、文学口号等不少问题上曾有诸多分歧。冯雪峰的性格比较耿直和刚烈，正如鲁迅所言，他有着“浙东人的老脾气”。但是，革命不是感情用事，而是需要理智和方法，需要团结大多数人。冯雪峰既要捍卫正确的方向，在原则问题上毫不妥协，又要从实际出发。他通过反复沟通联系，尽力化解矛盾，团结工作，积极推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
红军长征的亲历者
1933年底，冯雪峰离开上海，到江西瑞金，在中央苏区的党校即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担任教务长和副校长。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利，红军被迫离开苏区，实行战略转移。冯雪峰跟随中央纵队参加长征，在第九军团开展工作。九军团是红军主力部队的后卫，主要起拖住敌人、掩护军委的作用。冯雪峰担任地方工作组副组长，积极开展调查实情、筹备粮草、开仓济贫、筹款扩军等工作。到了1935年，他先后在一方面军红色干部团上级干部队和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高级班担任政治教员，直到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像他这样的著名作家走完全程并不多见。宋任穷回忆道：“当时，雪峰已经是一位颇有名望的文学家，但没有一点架子，和大家一样的装束，吃着一样的饭菜，一样地拄着棍子爬雪山过草地，历尽艰辛。一位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生活多年的文化人，在极端艰难的长征路上，随军步行二万五千里，一直坚持到陕北，是难能可贵的。”
红军到达陕北后，1936年二三月间，冯雪峰曾参加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渡过黄河进行东征，任地方工作组组长。有一次，他率领的工作小组，在征战中和部队失联，经过十几天的艰苦战斗才回来。就这件事，毛泽东还曾在一次会议上称赞道：“谁说书生不会打仗？雪峰同志就会打游击！”
秘密战线的特派员
冯雪峰有着长期城市地下斗争工作的经验。1936年4月，冯雪峰受党中央委派到上海工作。上海既是左翼文化运动的中心，又是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但上海地下党同中央失去联系近两年，需要有新的统一领导并尽快开展重建工作。毛泽东曾对冯雪峰说：“可以把底牌告诉你，现在的主要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他们暂时很强大。要把他们赶出去，需要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和组织上海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并适时重建地方党组织，是冯雪峰调任上海的重任所在。
冯雪峰到上海后，即迅速将秘密电台建了起来，恢复了上海地下党组织同陕北党中央的联系。1936年8月，上级决定成立中共上海办事处，开展统战和情报工作，由冯雪峰任副主任。到12月，冯雪峰领导组织了中共上海临时工作委员会。他们贯彻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的方针，通过调查了解十余个系统，为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系、整理、恢复和重建打下了重要基础。1937年5月中央正式派刘晓到上海负责筹建中共江苏省委，7月上旬，中共中央暂定由刘晓、冯雪峰、王尧山组成三人团，作为上海党的领导机构。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代表团成员博古见到冯雪峰后，给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的文件，他看到“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后大怒，一气之下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到家乡写红军长征的小说。除了创作小说，他还做了许多群众工作，积极发动群众进行抗战工作，如组织抗日武装“同心会”，收购枪支弹药，准备日军入境时进行游击活动；支持成立赤岸中学战时补习班，向青年学生作政治宣传和爱国思想传播；向因战乱回家的知识青年讲解军事知识，培养他们实战的本领。
铁骨铮铮的硬汉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方面开始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冯雪峰在义乌的家中被捕，作为“政治犯”被押解到了金华宪兵连。敌人很快对其进行突击审讯，但冯雪峰并未暴露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敌人把他囚禁在了茅家岭禁闭所。冯雪峰大病一场，由于得不到有效的治疗，险些丧命。但他毫不畏惧，在狱中坚持斗争。
当时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等人，命令将被俘的新四军军官和逮捕的中共党员及进步人士等“政治犯”集中关押在“上饶集中营”。冯雪峰在难友中进行秘密串联。他通过班内党员与各队地下支部建立了关系，并通过各种渠道与外界保持联系。特务头目命令冯雪峰等编辑墙报。冯雪峰、郭静唐、吴大琨负责写稿，林秋若、赖少其负责编辑。他们将计就计，发表了一些暗寓反抗和讽刺国民党当局的诗文，以巧妙隐晦的手法鼓舞斗志、实行抗争。墙报出了五六期后，被敌人觉察而勒令停刊。
后来，冯雪峰等七人在周田附近的石底村被隔离，编入了“文化组”，被人们称为集中营“七君子”。 敌人将他们集中关押起来，这反而可以发挥冯雪峰等人文字工作的专业特长，而且也给了他们之间相互联系、开展活动的可能。期间，他们曾与附近的新四军干部建立了联系。冯雪峰在狱中写了不少战斗诗篇之外，还开展了一系列抗争。
由于病魔缠身、身体虚弱，冯雪峰自己难以越狱，于是便协助、支援狱友们的越狱。为了帮助与支持“文化组”几位同志逃离魔爪，冯雪峰作好计划，制造假象，假装他们内部不和、关系破裂，经常相互争吵甚至打架。在敌人放松警惕之后，再配合引开看守，最终使他们成功脱险。赖少其回忆说：“雪峰同志为了帮助我和邵宇同志越狱，不仅为我们准备了路费，还为我们准备了越狱之后找的‘关系’，他亲自给我写介绍信。”在冯雪峰的帮助下，“文化组”三名年轻人赖少其、邵宇、陈安羽顺利越狱。
1942年，日军侵犯浙赣铁路沿线，攻陷金华、衢州，向上饶逼进，集中营也随之迁逃。冯雪峰作为“囚徒”登上路途，他大病未愈，只得带病徒步行走，并在其中坚持斗争。此时，关押在茅家岭监狱的难友们，经缜密研究，利用附近战事吃紧、国民党军队调动频繁的有利时机，举行了一场暴动。6月，又在赤石镇爆发了暴动。茅家岭暴动和赤石暴动，都是在冯雪峰的支持下进行的。冯雪峰本人则在关押近两年后，才在多方交涉和党的营救之下以保外就医的名义保释出狱。
1943年，出狱后的冯雪峰依然像老牛一样，为人民、为党的文艺事业默默地顽强战斗，默默地工作和生活，走过一段艰苦坎坷的路程。1944年春，他在重庆接编了《抗战文艺》，改革了刊物，为宣传抗战作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冯雪峰历任《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 。晚年的冯雪峰仍是多灾多难，病痛也一直折磨着他，1976年1月31日冯雪峰抱憾离世。直至1979年，冯雪峰得到彻底平反昭雪。
冯雪峰一生始终把政治生命视为第一位，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对党忠诚，勤勤恳恳，意志坚定，维护大局，胸怀坦荡。他的革命经历和革命精神具有时代意义，仍然值得颂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