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丁公量叔叔

丁公量叔叔于2017年3月7日凌晨以95岁的高龄逝世了，他是我父亲程国璠多年的老同事。我对丁叔叔的接触和了解是从五十多年前（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现回忆丁叔叔以往的几件小事……

1964年，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向南京军区要一批干部，丁叔叔和我父亲就是那时从不同的部队一起转业来到了中国科学院华东分院（即现在的“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丁叔叔到有机化学研究所任党委书记，而我父亲到植物生理研究所任党委副书记。两个研究所同属于中国科学院系统，从那时起他们便开始了近40年的交往。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干部受到了冲击。由于丁叔叔是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越狱出来的，更是受到了严厉的批斗和严格的审查。那时，听父亲说丁叔叔的意志非常坚强，任造反派如何残酷斗争，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绝不信口雌黄。

丁叔叔在皖南事变中被俘后化名“丁甘夫”，是狱中秘密党支部成员，开始关押在上饶集中营3中队。就在他积极筹划“中秋暴动”越狱时，被叛徒告密出卖，集中营3中队中校特务队长曾恭生亲自拷问，他说：你暴动要我的命，我先要你的命。丁叔叔坚持说不知道，敌人就对丁叔叔施以酷刑，将他打得昏死过去后，又拿凉水浇；浇醒后继续打，直至打得皮开肉绽。敌人还说：我知道你是特派员，汪海粟是宣传科长。你们都不要隐蔽了，你们都讲出来。丁叔叔坚持说：真不知道。敌人在软硬兼施都失败后，便把丁叔叔和汪海粟定为“顽固分子”，钉上脚镣，关到茅家岭监狱旁边一户农家小院石砌的谷仓里，由一个班的士兵轮流看守。狭小的谷仓没有门窗，仅在仓板上有一条缝隙，丁叔叔以无法呼吸为由让看守撤掉了上面的仓板，为出逃创造了条件。那时，丁叔叔身上有一根皮带；他用金属的皮带扣慢慢撬开了脚镣的铆钉。为了不让看守发现，他俩又用布条将脚镣的铁环全部缠包起来。就在他俩准备逃跑的那天下午，卫兵班长带着几个士兵经过谷仓，手里拿着洋镐、土锹向村外走去。这一举动引起了他俩的高度警惕，预感到再不行动就没有机会了，决心当晚越狱。黄昏时分，汪海粟掏出了十元法币，请看守帮助买些东西回来吃，并说：买东西剩的钱就给你了。

看守一走，丁叔叔他们马上卸掉了铁脚镣，把那个谷仓板子掀开了，先后翻出去跑进了密林，随后又在当地老百姓的帮助下，换下带血的军装，从皖南的大山辗转到了福建蒲城，找到了地下党组织。

丁叔叔的记忆力极好，他详细地讲述了那些日子自己每一天所走的路线和所处的位置，如周围的地形、地貌、山川、河流、大树及房屋等。专案人员随即派人去皖南山区调查，沿着丁叔叔提供的路线走了一圈，实地勘察后说：丁公量说的是实话，如果没有到过现场是绝对说不出那个环境的。

1980年12月，我父亲调中国科学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任党委书记，那时丁叔叔已任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领导。他为原子核研究所搭配好领导班子，报中央组织部批准后亲自送我父亲去上任，并在工作上给予了大力支持。不久我父亲也调上海分院任领导工作，两人交往比以往更频繁了。

丁公量叔叔忠心耿耿为革命事业奋斗了70多年。在硝烟弥漫的战场经受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我国的科技进步呕心沥血做出贡献。他是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