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战危城：一个丹麦记者讲述的南京保卫战

“在1937年末和1938年初那令人发指的六个星期中，南京从一个简单的地名转变成了一个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象征。在一支醉心于野蛮报复的获胜军队滥用暴力肆意蹂躏之下，南京成为任人宰割的牺牲品。大批无助的市民遭到强奸和屠杀，其规模之大令人无不为之震惊不已……”

这是丹麦记者何铭生（Peter Harmsen）在他的新作《南京1937：血战危城》的前言中写下的“开篇之语”。这部近30万字的史书，在2017年的中国国家公祭日之前面世。虽然作者是位距南京城有万里之遥的丹麦人，但作为一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资深研究者，何铭生深知12月13日这个日子对中国人是如何的特别重要。

该书的责任编辑张金勇指出，这是何铭生继《上海1937：法新社记者眼中的淞沪会战》之后，刻画中国抗日战争历史的第二部力作。他强调说：“作者以学术研究的严谨态度，源自于世界各国的翔实的史料，客观地追述了抗战中淞沪战役结束之后到南京沦陷，即1937年11月11日到1938年1月下旬，短短两个半月这一段抗战历史。出自一位驻华十多年、眼光独特的外国新闻社记者笔下的此书，其影响力在国际上是毋庸置疑的。”

与同在二战中纳粹德国对犹太民族犯下的暴行已经世人皆知相比，80年前发生在南京的暴行在西方世界依然知之甚少。因为右翼的恶意遮蔽和政府的刻意掩盖，日本的年轻人同样知之甚少。南京民间抗日战争博物馆曾经多次到日本去宣示二战中南京大屠杀的真相，馆长吴先斌告诉记者：来参加活动的都是中老年人，日本的年轻人似乎对此关注得不多。因此，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来讲述这段历史，似乎就更为必要。

一个也许你不知道的1937年的南京城

何铭生的叙述视角是非常独特的。他的讲述是从南京机场起飞前去空袭日军的3架中国攻击轰炸机开始的，但很快就转入了对整个南京城前世今生、来龙去脉的叙述。刚开始，读者还会以为他这么讲述是为了今天的西方读者，因为也许大多数的西方读者至今还没有到过南京，对南京的历史即使不是一无所知，也难免一知半解；但随着他的娓娓道来，读者很快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的国人对1937年大战前的南京城又有多少了解呢？而对那座被日本军国主义点燃的战火摧毁的南京城一无所知，则难以理解为何80年前国人因南京被占领而痛彻心扉，也难以理解日本军队为什么在刚刚占领上海之后，就一定要迫不及待地杀向300公里以外的南京城。

何铭生并不因为憎恶二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暴行，就“偏爱”当时的中国。他不留情面地指出“这个社会曾经在很多方面都停留在黑暗的中世纪”，并历数曾经有过的女性裹小脚、男孩被阉割成太监，以及对罪犯施行“千刀万剐”等等，但他仍要告诉读者：在从1927年以来定都南京的10年时间里，南京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到1937年，南京已经开始展露出一个名副其实的首都的容貌”，“1934年在纽约建筑师亨利·K·墨菲帮助下完工的外交部大楼，比华盛顿的美国国务院还更现代化”，而铁道部大楼“也许是至今所有政府部门办公楼中最好和最具有吸引力的大楼”。 他用那个时代的记者的笔调写道：“在1927年，南京还只是一座只有大约30万居民的一潭死水般的省级城市，而现在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超过100万人口的大都市。”

也许这就从一个新的角度揭示了日军为什么一定非要攻占南京的秘密：尽管当时的中国社会百孔千疮，很多城镇民不聊生，乡村哀鸿遍野，但南京城不仅是中国政治的“心脏”，还是古老的中国开始挣扎着走向现代化的标志，而这恰恰是日本军国主义迫不及待要破坏和毁灭的，它必须通过扼杀中国军民的抗战意志来逼迫中华民族屈膝投降，从而彻底打断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以实现分裂和殖民整个中国的罪恶目的。

这是日本现代军事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战役

从淞沪抗战到南京保卫战，两场战役均以中国军队的悲壮失败而落幕。但也许今天的人们只知道中国军队的战败，而不知道这两场战役对日本军队来说，也是十分惨痛的经历。何铭生写道：“自从进入长江下游以来，日军经历了日本现代军事史上损失最为惨重的几个星期，只有三十多年前日俄战争的杀戮能与其相提并论。”

虽然这原本就是一场敌强我弱的战斗。何铭生详细叙述了日军攻占南京的部署，日军进攻南京的“华中方面军”总计有8个师团，全部兵员达24万人，日军进攻时打头阵的装甲车有300多辆，这几乎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全部装甲部队。而中国守军不仅装甲力量十分有限，而且没有有效抵御日军装甲部队冲击的重武器。守卫南京的中国军队仅有10万之众，除了教导总队、87师、88师等少数几支德械装备的部队以外，大部分是从上海前线溃退下来的伤残之师，以及从四川匆匆赶到的还没有经历过一场现代化战争的援军。

何铭生通过中日双方参战官兵的日记、回忆录、书信等，努力真实地再现这场保卫战的酷烈，说明中国守军并非不战而降，而是牺牲得十分惨烈。他写道：“11月29日晚至30日早晨，第103师组织了自杀性行动，越过敌人防线去破坏敌人的装甲优势。”士兵们“潜入日军阵地，去寻找敌人的装甲车，他们不出声地爬上装甲车，将手榴弹扔进炮塔，或引爆放置在履带下面的炸药”。

在这7天的保卫战中，中方官兵在战场上直接牺牲的就达近2万人。仅在12月12日这一天，在战场上直接牺牲的中方团级以上军官就有11人。整个南京保卫战中，中国牺牲的少将以上的军官就有13人，这还不包括牺牲后被国民政府追赠少将的7名军官。据日军内部统计，南京战役日军伤亡人数为8000多人，与其提供的台儿庄战役伤亡人数11000多人相近。由此可见，中国守军抵抗的顽强与官兵的英勇。

即使在12月12日晚间，中国守军开始撤退之际，仍有义士宁愿与敌同归于尽，也不后退半步生。何铭生详尽地写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装甲兵团最初是希望用船将装甲车摆渡过长江，后来发现装甲车太重，无法过江。但把有限的装甲车白白留给日本鬼子又太痛心。这时，有2个驾驶兵和两个坦克兵站出来说：“我们四人决计留在这里打日本鬼子。我们的战车上还有武器，与其破坏掉，不如与鬼子干一场。”说罢，他们就如荆轲一般拿起武器转身走向战场。

“每一个行凶作恶者双手都沾满了鲜血”

《南京1937：血战危城》的译者是江西财经大学的三位教师，由季大方教授领衔。

季大方教授对这段抗日战争史也颇多研究，他认为该书有以下特点：“首先是多角度客观叙述了这一段抗战历史，按照时间顺序，记录了主要交战方的中日两国政界和军界的各项动态，以及卷入其中的苏、美、英、德等国的参与程度，还揭示了日本内部军界和政界各派在对华战争战略中的深刻矛盾，以及主战派如何最终获胜的详情；其次，揭示了南京保卫战虽然从战役的角度看，中国军队被打败，但从战略的角度说，揭示了日军被迫从东部沿海地区推进侵华战争，在广袤的空间上投入兵力，逐渐陷入中方‘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构想，一步一步开始陷入中国四万万同胞齐奋起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再者，此书还揭示了日军普通士兵如何受蒙蔽参战，在战争中如何丧失人性实施暴行的转变过程。不仅如此，该书还客观地阐述了世界各国，尤其是苏联政府和军队在物资和战斗人员上对中国抗战的支持。苏军飞行员与日本军机直接搏杀在南京上空，这段史实过去涉及较少。”

对世人关注的从12月13日起发生的南京大屠杀，何铭生用24位留守南京的国际人士的笔记、信件等证据有力地揭示了这恐怖的真相，并解释了为什么迄今为止都难以有一个完整的、确切的被屠杀者的名单和数字。不仅屠杀，日军还犯下了同样令人发指的大规模强奸女性的兽行，受害者的年龄竟然从11岁到80岁。何铭生引用牧师约翰·马吉给妻子信中的话谴责说：“现在最可怕的事情就是强奸妇女，而且是以我所知道的最无耻的方式进行的。”

日军的南京大屠杀与纳粹在奥斯维辛用毒气室屠杀犹太人有什么异同之处？何铭生分析道：“这种对羞辱平民的嗜好意味着日本人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与在奥斯维辛这样的地方执行的大屠杀并不完全相同，在奥斯维辛进行的屠杀是工厂化的，并且往往——如果不是总是的话——具有无人性的和不动感情的性质。而在南京的屠杀是对一个几乎是关系密切的人种的屠杀，每一个行凶作恶者双手都沾满了鲜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