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中姐妹花

1939年7月1日，建党18周年的纪念日。随着作曲家何士德指挥棒一挥，高昂的歌声震荡云岭：光荣北伐武昌城下，血染着我们的姓名……这一天，这首歌正式被军部定名为《新四军军歌》。正当大家欢呼之际，日寇飞机突然窜到云岭一带，狂轰滥炸。20岁的冯玲为抢救伤员牺牲。

4个月后，为处理妹妹的遗物，姐姐冯云来到新四军军部，也成为一名新四军战士，坚定地继续着妹妹未竟的革命事业。来自海盐的这对姊妹花，在连天的抗日烽火中，喋血绽放。

庆幸的是姐姐冯云还健在，尽管她已经是百岁老人了。老人现居住在安徽省黄山市屯溪老街，老街店铺林立，游人如织，十分热闹。家里新买的空调，新装的电视，有保姆照顾，子孙孝顺。老人最喜欢坐在躺椅上看报纸，拿着放大镜，一页一页地翻着《云岭》《大江南北》和《报刊文摘》，这是她最喜欢的报纸杂志，她喜欢看革命故事，喜欢看战争片。有些人有些事她似曾相识。

老人喜欢唱歌，很多老歌她都能唱上几段，时不时哼上几句。而《新四军军歌》是老人哼得最多、记得最清的歌。每每唱起，她总不由自主激动起来，白发跳动着，整个人立刻英姿飒爽起来，唯目光中还带着些许忧伤。

我们有幸在2017年的七一前夕，亲耳聆听到这位新四军老战士的对往事的述说。

一

70多年前的7月1日，是我妹妹冯玲牺牲的日子。

那天，天气特别好。天刚亮，她就起床了。医务所前梧桐树，山雀子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山间升起淡淡的炊烟。她上楼给田妮打了针服了药。这两天，她被首长命令休息。前几天为抢救病危的教导队战士田妮，她忙了两天两夜没合眼，又献了100毫升的血，终于自己也倒下了。

冯玲坐在河边做着棉球，一群孩子老远就喊：“冯阿姨！”一个孩子把刚摘的石榴花，塞进妹妹的手里。火红的花瓣映着她苍白的脸，花瓣上还滚着露珠，散发着阵阵清香，她让孩子们把花送给卧病的田妮。孩子围着她，“冯阿姨，教我们唱歌吧！”和煦的阳光洒在身上，清澈的河水缓缓地流着，一群洗衣妇高声说笑，孩子们的笑脸天真无邪。她轻轻唱了起来：高高的云岭，屹立在皖南；铁的新四军，英名鲜血染……

忽然，传来一阵“嗡嗡”声。“好大的老鹰！”孩子惊叫出声。妹妹警觉地抬头，不好，是敌机。“敌机！”妹妹向河边高喊：“乡亲们，快隐蔽！”随即抱起孩子，跳进路边的旱沟里，又抱过柴草，把他们掩盖起来。

敌机已经冲到头顶，机身上的膏药旗已经清晰可见。“冯玲，你也快隐蔽！”有人在喊妹妹。突然，一架敌机俯冲下来，前面的房子倒塌了，妹妹一个踉跄，靠在梧桐树上。一个战友抓住妹妹，妹妹一翻身，把她按倒在地，说了声：“田妮还在楼上……”就冲了过去。敌机再次冲了下来。

战友们在一片瓦砾之中找到妹妹的时候，只见她左手向前，右手护着田妮，拳头里还捏着那枝火红的石榴花……

二

我收到消息已经是一个多月后。当时我在上海。我还记得那是一个炎热的下午，很闷，似乎随时都会来场暴雨。我收到一封从皖南寄来的信，信是我和妹妹在上海福新烟厂的工友朱潮写的。信很简单：“你的妹妹冯玲已于今年7月1日光荣牺牲，她是在日寇飞机轰炸我医务所时奋力抢救伤员而被炸死的，刚刚开了追悼会，军部号召大家都要向她这位英雄学习……”噩耗像千斤巨石砸在我的身上心上。

我不停责怪自己，如果当初我拦着她，不让她去皖南就好了。我的眼前老是一幕一幕地浮现着妹妹的影子。妹妹比我活泼得多，她长得小巧玲珑，聪明，外向，活跃，能歌善舞，爱交朋友，她甚至是时尚的。她喜欢穿短衫短裙，喜欢跳绳，喜欢穿着漂亮的旗袍拍照，她有一本旧笔记本，里面夹着她的照片。我曾经或许是有点羡慕她的。我和她完全不同，我内向，死板，不爱说话，没她聪明，没她灵活，我甚至没多少朋友。她就像绽放的花朵，带着勃勃的生机。

1919年4月8日，妹妹降生在浙江省海盐县澉浦镇。那年我4岁，只有模糊的记忆。我叫冯云宝，她叫冯玲宝，父亲在上海的一家洋布店帮忙。澉浦是一个面朝大海的小镇，母亲带着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几年时光。等到我稍大点，便随父母来到了上海读书，妹妹6岁时，从家乡来到我们身边。此后十年，我和妹妹朝夕相处，直到1938年，她离开上海去皖南。

家境日渐窘迫，我和妹妹辍学到大东烟厂当童工。那一年妹妹只有14岁。我们的工作机械而枯燥，时不时还被当做工头“拿摩温”的出气筒。工友们对我们很好，特别是顾静华和范志英两位大姐。有一次，顾静华从内衣口袋小心地掏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油印小报，对我们说：“我们不是机器，我们要有其他生活。来，我们读报吧。”可是我们认识的字很少，两位姐姐劝我们，“妹妹，跟我们一块上夜校吧。”那一天，顾大姐和范志英跟我们说了很多，她们走的时候，路两边的灯已经亮起来。

每天，我们都沿着那排路灯去上海女青年夜校肇丰路分校学习。夜校是上海女青年会办的，实际上是受中共地下党和共青团组织领导的抗日救亡场所，老师大部分都是进步人士和地下党员，在她们的引领下，我和妹妹加入了共青团。此后的日子，我和妹妹一起参加工人罢工，一起参加纪念聂耳遇难一周年专场歌咏大会，一起发传单，一起躲避巡捕房、包打听和特务的追踪。我们共同经历着各种各样的危险。我们有时会躺在床上，谈着，有机会也要去前线，去打鬼子，这个念头一直放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互相掩护，瞒着父母。他们是老实巴交的人，从来都是踏踏实实过日子，他们想都不敢想两个女儿想做的事情。我和妹妹作为上海工人救国会的成员，几乎参加了那个时期上海所有的抗日活动和聚会。但父亲直到1937年去世，都不知道这一切。

三

我没告诉妈妈妹妹牺牲的消息，也不敢说，当时寡母带着幼弟生活在海盐老家，父亲已经离世，我怕她撑不下去。

我眼泪却忍不住，一宿一宿地哭，心中存着最后的希望。妹妹不是叫冯玲宝吗？他们一定把别人和妹妹搞混了。我决定到皖南确认。我征得组织同意，踏上了去皖南的路。一年前，妹妹就是沿着这条路出发的。我没有来得及去送她。

八一三事变之前，我被介绍到沪西夜校曹家渡分校当老师，一周回家一次，妹妹依然留在肇丰路夜校活动。八一三事变爆发，鬼子大批进驻虹口区，妹妹随着父母和弟弟逃难，把家人安顿在大世界附近的旅馆，就赶来沪西告诉我。当我们匆匆赶到时，一颗炸弹落在旅馆附近，家人已经不在，有人说看见他们随着逃难队伍南行了，我们毫无头绪，只能回到夜校住下。

几天后，女青年会把妹妹介绍到法租界国际难民收容所。劳累与焦虑，加上营养不良，妹妹染上了伤寒。我无暇照顾她，她住了几天院，稍有好转，便决定回老家养病，顺便打听家人下落。我去送她，匆匆作别，我们都没有太多的时间。那时，我压根儿没想到，这会是永别……我们甚至连张合影都没有。

很快，我收到妹妹的信，却是父亲去世的噩耗。家人虽已平安回到老家，只是海盐沦陷，鬼子猖獗，父亲担惊受怕，还要照顾家人，维持生活，终于不堪重负，病逝了。妹妹说，再也无法忍受国恨家仇，病好就回上海，跟鬼子斗争到底。还没等我的信发出，又接到她从上海煤业救护队发来的信，说时间太紧，来不及跟我告别了，她已随煤业救护队送难民到皖南，叫我别惦念她。

不久，我收到她的信，信里夹着一张戎装的照片，笑得很开心。她参加了新四军，在军部教导队中村医务所工作。“阿姐，跟上海比起来，这里又是一个世界。不分首长和战士，大家都互相尊重。这个大家庭很开心呢。”参加新四军之后，妹妹改名冯玲。

经过两个月的跋涉，我终于到达新四军军部。一个严肃的新四军干部泼灭了我所有的希望：妹妹已经不在。我收拾着妹妹的遗物，听着她昔日的同志说着这样那样的安慰的话。

突然一阵嚎啕大哭传来，一个女战士紧紧地拉着我，一遍遍说着：好姐姐好姐姐。她的一条腿已经没了，我的泪终于下来，她是和妹妹一起抢救伤员的。听着她的哭声，我忍不住想起妹妹，我耐心地安慰她，尽管我已经泪流满面。

中村河畔的扶风阁，小山坡上，一座新坟，墓碑很高大，这就是妹妹最后的归宿。

四

我决定留下来。不久之后，我也成了一名新四军战士。后来，我也丢掉了名字中的“宝”字，成了冯云。

我在新四军总部三支队政治部搞民运工作，和另外的五名女同志组成五团的一个民运小组，主要在繁昌活动。

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此时，我正在繁昌。接到通知，我们随五团被编在第三纵队，3日傍晚从繁昌冒雨出发。6日，走到丕岭时，遭到袭击。前方不断有伤员被抬下来，我们民运小组忙碌起来。12日夜间，我们在丕岭上突围行军。天快亮了的时候，忽然发现，只剩下我和顾励、许可三个人，再也找不到其他人。我们正在山间徘徊，听到山脚下有人招呼：“快下来吧，我们是自己人。”我们喜出望外，终于找到大部队了。随即我们被安置在火堆边烤火，遇到军部敌工部林植夫部长，才知道自己被俘了。这是国民党108师驻地。

就这样，我开始了四年多的集中营生活。被俘的战友，都更换名字，编造假履历，装着互不相识。我为自己取名“古新”，统计的人误写成“顾”，我成了“顾新”。当时，我们30多名女战士被分为一组，关在上饶集中营。集中营里的战斗从未停止。他们不让我们吃饱饭，逼迫我们做繁重的苦役，还强迫我们穿上他们的军服，天天接受升旗训话。但不时仍有消息传来，某某成功脱逃。我们女生队悄悄成立了党支部，和敌人展开斗争。他们让我们拍照以便调查，我们就集体摇头或者低头；他们要我们做政治测验，我们就集体交白卷；他们罚我们跑步，我们没有一个求饶……

1942年春天，日本侵略军为打通浙赣线而大举入侵，国民党带着我们向福建山区撤退，他们的穷凶极恶展露无遗。我的老乡、集中营难友施奇被活埋，一路上不断有战友被害。6月26日，到达目的地，女生队只剩下21人了。特务们更加严厉,训育员天天找人谈话。那天把我找了去，要我承认“参加新四军是走错了路”，“看清形势，自新悔过”。我说：“你们不也说自己抗日么？我参加新四军抗日救国，有什么过可悔？”说得他哑口无言。不久，我又被分队长女特务员叫到办公室训话：“为什么不拿悔过表？”“我没过可悔。”我毫不示弱，她破口大骂，我与她对骂。她顺手拿起一根粗棒，劈头向我打来，我一手挡住她的木棒，另一只手飞快地抓起脚边的一只小板凳，朝着她狠狠砸过去。特务们闻声跑来，把我抓住，我无法站立，因为腿已被打折。

当天晚上，我被关了禁闭。“禁闭室”是用谷仓改的，又小又黑，没有窗户，没有光，空气也很稀薄，人在里边不能站不能卧，只能屈膝坐在黑暗中。难友们经常借送饭来鼓励我、安慰我。两天禁闭，非但没有征服我，反而更增强了我的勇气。

直到1945年7月，早前离队的难友纪培陵托人带信说，她就要离开任教的赤石小学，让我设法去接她的位子。我找到训育员王宽，抓住他曾说过“谁找到工作，我们就放谁出去”的话，将了他一军。他想赖账，我一直闹到上校教官那里，终于如愿以偿。

不久，抗战胜利，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东南分团宣布无条件解散，我便离开赤石小学，开始了北上寻找组织和工作的艰难旅程。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找组织何其困难。没有办法，我只有回到上海。直到此时，母亲才知道妹妹牺牲的消息。几经周折，我终于在杭州找到工作，没想到遇到了集中营难友汪奇，也就是我后来的爱人。1947年，我们迎来了我们的第一个孩子。后来，我随爱人到山西太原工作。

1984年，我和爱人相继离休回到了他的家乡皖南，毕竟这里有我们的青春，也可以离妹妹近些。


1991年，皖南事变50周年的时候，冯云和战友、爱人汪奇，应邀去了一趟新四军军部旧址，给妹妹冯玲扫墓。2004年，爱人去世以后，她身边能聊聊那段岁月的人越来越少。有时她会坐在摇椅上，摩挲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这本弥足珍贵的《狱中歌本》里有60多首歌，每一首都是姐妹们冒着危险收集、抄录下来的，是集中营的姐妹与敌斗争的见证，是她们在漫长的斗争中的精神食粮。那是冯云到达赤石小学时，从难友纪培陵留给她的旗袍中发现的。之后，这本《狱中歌本》伴随着她度过了70余载光阴。
2007年，92岁高龄的冯云又一次去了云岭，给妹妹扫墓。站在妹妹的墓前，她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再来看妹妹，但是她想妹妹一定知道她来过。
在这片山岭中，有妹妹的热血和她的青春，她的耳边又响起了妹妹牺牲那天在崇山峻岭中回荡的那首歌：
八省健儿汇成一道抗日的铁流，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