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道庸到陶勇（上）

一
　　1939年11月的一天，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团长张道庸急匆匆地赶往溧阳县水西村，到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那里领受一项重要任务。奉命和他同去的，还有第2营营长朱传宝和政治教导员姜茂生。这一年，第四团打了几个对日伪军的伏击战，小有斩获。他们渴望投入更大的战斗，取得更大的战果。

出乎他们的意料，陈毅交给他们的任务，是为友军运送弹药。

驻泰州的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是苏北的地方实力派武装，一直受到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的歧视。泰州地区称得上鱼米之乡，部队的粮食不难筹措，弹药却很缺乏。李明扬通过熟人运作，总算得到了一批弹药，包括枪弹和迫击炮弹。但从皖南的第三战区弹药仓库运回泰州，一路上要经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公路、铁路、运河和长江，即使是国民党中央军和忠义救国军的防区，也难免雁过拔毛，被他们用这样那样的借口扣留一部分。李明扬万般无奈，给陈毅写信，申述联合抗日的情谊，要求新四军沿途保护他们运送弹药的民伕队伍。

陈毅以他政治家军事家的敏锐慨然应允，而且向李明扬提出，由民伕挑运弹药，长途跋涉，并不安全，不如由新四军派一支部队，与李明扬派出的部队合作运送，更为稳妥。陈毅把这个运送弹药的任务，交给了第4团团部和第2营。

给友军当挑伕，这也算重要任务？

是的。陈毅对形势和任务的一番分析，使张道庸他们恍然大悟。

中共中央提出的新四军战略方针，强调向北发展。北渡长江，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新四军才能在斗争中得到发展。但是，向北发展越出了国民党当局给新四军划定的活动地区，必定受到国民党军的阻挠甚至攻击。替李明扬部运送弹药，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到苏北去，至少沿途的国民党军没有理由阻拦。到了苏北，把弹药交出去，部队就可以留在长江北岸的江苏和安徽两省交界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为新四军江南部队继续北渡建立一个接应基地。

张道庸连连点头。陈毅的话音刚落，他就大声应答：好！当这样挑伕，值得！

接着，副指挥粟裕对沿途要注意的问题，到苏北后要掌握的政策，一一作了交代。

陈毅最后说，到了苏北，你们可以打出苏皖支队的旗号，让国民党方面一时弄不清你们是什么部队。我们不在乎他们怎么说，但少一点麻烦也有好处，斗争要讲策略嘛！
陈毅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又对张道庸说，你也改个名字，怎么样？就用你道庸两个字的谐音，改成陶勇，乐陶陶的陶，勇敢的勇，好不好？

张道庸对这个新名字很满意。朱传宝和姜茂生忍不住插嘴说，这名字太适合团长了。

走进水西村的张道庸，走出水西村已是陶勇。这并不仅仅是姓名的更改，也是他人生的又一次转折，走出阴影走向辉煌的转折。

二

1913年1月21日，张道庸出生于安徽省霍丘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岁那年，他就不得不到地主家放牛，13岁时又当了烧窑工。就在这年秋天，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来到张道庸的家乡，传播革命道理，鼓动受剥削受压迫的人们组织起来，同地主老财作斗争。张道庸起初听得似懂非懂，后来逐渐明白了为什么有人不劳而获，更多的人却世代受穷，也明白了这命运并不是天生不可改变，要改变靠的是穷人抱团。

1929年春天的一个晚上，反动民团来村里抓人。张道庸和两个乡亲离家出走，投奔大别山的红军。1931年11月红四方面军成立那年，张道庸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是张道庸的第一次命运转折。他在战斗中迅速成长。因为勇敢机智、信仰坚定，他当了连长、营长、团长、师长。他和战友们从大别山进军川北，投入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935年5月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时，张道庸任红9军第81团团长。

由于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的错误决定，张道庸刚刚艰难地走出草地，又奉命南下，后来再次北上。三过草地，张道庸见到许多战友在泥泞中倒下了。他对长征途中的这种折腾心生疑虑，也听到一些议论。但毕竟不了解全局，不明白底细。他只是感到，光靠干部战士的英勇战斗和刻苦耐劳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正确的领导，才能引向胜利。

再后来，张道庸参加了西路军的征战。在甘肃的河西走廊，他们面对数倍于己的强敌，特别是马家军的骑兵，昼夜苦战，伤亡惨重，许多连队拼到最后一个人。

在风雪交加的祁连山上，张道庸领受了最后的战斗任务：由他指挥第9军余部，牵制追敌，掩护第30军政治委员李先念率领西路军尚存的部队向新疆方向突围。张道庸懂得，局部的牺牲，是为了换取主力的保存。他和战友们转战在祁连山区牵制敌人，一天，两天，三天……最后只剩下了弹尽粮绝、疲惫至极的十来个人。他们决定，不论前途多么凶险，还是要去追寻红军。为了不让武器落入敌人手中，他们砸断枪支，然后支撑着走下山去。不幸的是，他们刚下山，就被追敌冲散了。

茫茫戈壁，一望无际，孤身一人而且赤手空拳的张道庸，坚持着向陕北方向走去，跌倒了，挣扎着起来再走。饿昏了，醒来后再走。记不清走了多少天，直到背后传来急促的马蹄声和喧嚣的呐喊声。张道庸还来不及反抗，就被马家军的骑兵围住了。

当天，张道庸被押到凉州第二监狱。凉州，即甘肃省武威市。张道庸在监狱里，和同样被俘的西路军战友进行了不屈的斗争。 不久，他们被移送到兰州监狱，后来又从兰州押解到西安。

此时，以共产党和国民党联合抗日为基础的统一战线已经形成。到西安的周恩来得知这里关押着几百名西路军干部，立即出面营救。张道庸和战友们终于走出监狱，见到阳光，回到了日思夜想的延安。

张道庸在抗日军政大学短期学习以后，被派往新四军工作。和他同去的，还有“抗大”的一些同学。他们的领队，是原在红四方面军任师政委的叶道志。张道庸和这些战友多年并肩战斗，彼此十分熟悉，现在又一起奔赴抗日前线，真是太高兴了。

这样的兴奋，很快就消失了。

到了新四军，分配了工作。张道庸任第1支队副参谋长。叶道志任第4团副团长。还有些同志任营长、连长或参谋。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和新四军时，所有干部都降低了职务。叶道志以为，是张国焘的叛变牵连了原红四方面军的干部，使他们不被信用，受到歧视。听说原红四方面军已改编为八路军第129师，他们都想去老部队工作。张道庸等人只是偶而议论此事，叶道志却时时流露。他的不满情绪很快引起注意，军部决定调他任特务营营长，又降了一级。

1938年7月29日，叶道志约了两位战友擅自出走了。8月17日，叶道志被追捕回来。张道庸知道，按照通常的军纪，临阵脱逃可是死罪。他赶快去找副军长项英解释，说叶道志绝不会逃跑，更不会叛变，他只是想去老部队工作。项英听不进张道庸的申述，严厉批评他不该为叛徒说情。悲剧终于发生，8月30日，叶道志被处决。

45年以后的1983年10月21日，叶道志得到平反。遗憾的是，张道庸没有等到这一天。

1939年5月，张道庸调任第4团副团长。这是叶道志留下的职务，但是张道庸已经顾不上去想老战友的冤屈。到了这个指挥岗位，他时时要思考的是怎样和侵略者战斗。11月，第4团团长卢胜改任团政治委员，张道庸任团长。他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1月11日，已经改名陶勇的张道庸和卢胜一道，率领第4团团部和第2营，意气风发地向苏北挺进。他们，还有营连排干部和机关干部，都和战士一样肩挑百十斤重的担子。他们挑着李明扬部的弹药，也挑着用来打开苏北抗日局面的武器。秋雨绵绵，道路泥泞，勇士们不顾艰难，在雨夜里迅速通过日军严密封锁的宁杭公路，又用木船和门板渡过运河，在黎明前悄悄越过沪宁铁路。他们在江边得到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接应，顺利地北渡长江天险。

一路上，陶勇盘算着到了苏北，怎样站住脚跟，怎样发动群众，怎样扩大部队。这几年他经历的曲折、苦难、疑虑、不安，都已经是偶而才会想起的往事。新的征战召唤着他。

三

1939年12月初，苏皖支队成立，陶勇任司令员，卢胜任政治委员。这支新出现的抗日武装，活动于扬州、仪征、六合、天长一带。他们向群众宣传抗日，带群众生产自救，寻找战机对日伪军袭击。老百姓从他们的行动明白：这就是新四军嘛！日军也引起了警觉。12月18日清晨，从扬州、仪征、六合城里出动了200多日军，600多伪军，兵分两路，向苏皖支队驻地月塘集扑来。陶勇和卢胜商量，敌人仗着人多势众，实行分进合击技术，我们还是用老祖宗留下的办法，“避其锐气，击其惰归”。于是，陶勇率主力转移到移居集伏击，卢胜留在月塘集组织群众疏散。这一仗，直打到傍晚，证明了苏皖支队能够在这里站住脚。

1940年春节刚过，梅嘉生、张震东率挺进纵队第3团两个营编入苏皖支队，部队壮大了。

3月，陶勇率苏皖支队驰援皖东，参加了半塔集自卫战。这是新四军第一次反击国民党顽固派的大举进攻。苏皖支队虽然不是主角，但陶勇从中懂得了一个道理：顽固派总是容不得人民的抗日武装，只有坚决反顽，才有抗日的立足之地。

不久，更艰难更紧张的反顽战斗开始了。

6月27日，陶勇收到陈毅从江南发来的急电：“苏北韩李等部集结十倍于我兵力，企图歼挺纵于郭村地区，着命苏皖支队火速驰援。”

这个李明扬，不是讲好联合抗日，还请新四军帮他运送弹药，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后来才知道，城府很深的李明扬借故离开泰州，那个狂妄的副总指挥李长江，在韩德勤的唆使下，发动了围攻新四军挺进纵队的战斗。

火速驰援，理所当然。从月塘集到郭村地区虽然只有一百多里，但是要跨越天长至扬州的公路，要渡过邵伯湖，要通过仙女庙到高邮的日军封锁线，还有一段国民党军的防区，重重难关，怎样火速？

陶勇果断下令：立即出发！正在编组的新建部队，边走边编组。分散活动的第2营，尽快集中，随后赶上。陶勇自己率侦察分队先行。夜深人静，他们身着便衣，摸黑闯过天扬公路，很快来到邵伯湖畔。侦察员报告说，日军对渔船控制很严，入夜把船都集中到据点去了。陶勇相信痛恨侵略者的渔民一定会帮助新四军，就请他们白天打渔时将船隐蔽在芦苇荡里。当卢胜率部队随后出发，翌日傍晚来到邵伯湖畔时，陶勇已有十来条船，可以毫不耽搁地渡向邵伯湖东岸。

陶勇用这种分批出发的办法，为驰援郭村争取了时间。

渡过邵伯湖，天已破晓。横卧在前方的，是仙女庙至高邮公路。日军在路旁筑有碉堡，严密监视，还有巡逻队往来。怎么办？有人建议隐蔽起来，等天黑了再过公路。陶勇知道那是比较安全的办法，但时间宝贵，怎能在这里耽搁一天？陶勇认为，日军知道新四军惯于夜间偷袭，白天反而大意，不如利用敌人这种心理，出其不意，在白天闯过去。他命令一个排负责掩护，尽可能拖住日军巡逻队，部队跑步通过公路，向东飞奔。

这一场虎口夺路，又为驰援郭村争取了时间。

再往前走，要通过国民党军的防区。这支部队属于地方武装。陶勇预先有准备，派人做了工作。他们不想得罪新四军，只是朝天开枪装装样子。陶勇命令苏皖支队一枪不还，只顾赶路。用这个办法，又争取了时间。

就在郭村一场大战阴云密布之时，陶勇、卢胜率苏皖支队赶到了邻近郭村的杨家桥一带。

按照叶飞的统一部署，陶勇率苏皖支队坚守郭村的西南防线。有了这支援军，挺进纵队就可以专门对付顽军的主攻。打到第四天，叶飞决定趁顽军后方空虚，以挺纵第1团向扬州至泰州公路出击，由苏皖支队接过郭村的防守。经过多日交锋，顽军锐气已失。7月4日，全线反击的冲锋号吹响。陶勇指挥苏皖支队奋勇当先，一举攻下塘头镇，兵临泰州城下。

郭村保卫战关系到新四军能否在苏北立足的全局，又有许多精采的情节，因而在军史和回忆录里，在话剧和电影《东进序曲》中，对苏皖支队的支援只是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其实，这次日夜兼程的驰援也很精彩，陶勇的指挥艺术更是可圈可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