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到了四十个年头。有道是，“四十而不惑”，这虽然是对于一个人来说的，但是对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应该也具有同样的蕴意。回顾改革开放的进程，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意义非常重大。作为中国改革大业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力主用全面的观点看待社会主义的改革事业，反复强调“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问题。在这里，所谓的“两手”，有时候指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有时候指经济和政治，诸如此类。总而言之，由于社会本身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所以改革往往也一定是全面的改革。这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基本经验，也是推进改革开放事业进一步发展的指导思想。
一
在1970年代末期，也就是改革开放刚刚启动的头几年内，邓小平同志就注意到了改革需要全面推进的问题，而这个全面推进，首先是从经济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方面去考量的。
在邓小平早期的著述中，我们注意到，他非常重视经济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因此，在作出我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时，邓小平同志始终将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放到了同等重要的地位上，他指出：“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邓小平同志注意到，经济和政治始终是社会系统中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两个最为重要的方面，而且政治往往渗透于经济之中，经济也渗透于政治之中。因此，一方面，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改变了政治上层建筑赖以建立的经济基础，因而需要政治的变革和发展；另一方面，要顺利地推进经济体制改革，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这正是邓小平同志全面改革思想的基本立足点。
在经历了七、八年改革进程后的1986年间，邓小平同志对于全面改革的问题给予了特别的关注。在那个时候，他在不同场合与不同对象的谈话中，都强烈地表达了全面改革的思想。在一次听取中央负责同志汇报当前经济情况时，他明确指出：“现在看，不搞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适应形势。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他还着重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在这里，邓小平同志已经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之所以注重经济体制与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问题，一方面如上所述，是经济与政治本身的相关性以及相互促进的关系，另一方面，还是邓小平同志对“文革”反思所作出的重要结论。
十年“文化大革命”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沉痛而又深刻的教训。如何从政治上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在邓小平看来，这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问题。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长篇报告,专门从总结“文革”教训的角度出发，论述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这一报告于1980年8月31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我们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在这篇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建设性纲领中，完全包含了邓小平同志对于“文化大革命”的深刻反思以及如何以此为教训来推进政治发展的主张。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中，还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碍甚至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如不认真改革，就很难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迫切需要，我们就要严重地脱离广大群众。”他指出，由于对这些问题长期以来没有足够的认识，所以“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二
在邓小平关于推进全面改革的战略构想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还不仅仅是出于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的需要，也不仅仅是对于“文革”的反思，更为重要的是，他还注意到政治发展的本身逻辑。在这方面，根据政治发展的逻辑，邓小平同志曾多次指出，那就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改革尤其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考中，他始终强调了民主的问题在政治发展中的重要地位。早在1980年，邓小平同志就指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为了适应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的需要，为了兴利除弊，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以及其他制度，需要改革的很多。”这里显然包含了对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政治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还指出，“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及其他制度，是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加速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为此目的，他具体指出了三个方面的要求，其中在政治上，就是要“充分发扬人民民主，保证全体人民真正享有通过各种有效形式管理国家、特别是管理基层地方政权和各项企业事业的权力，享有各项公民权利……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
社会主义包含了经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的特征，而推进全面改革，就是要在各个方面完善这些特征，在政治上，就是实行民主。邓小平同志指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当然，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社会主义愈发展，民主也愈发展。这是确定无疑的。”
当然，与经济建设一样，民主政治建设也需要一定的条件和基础。在一些相关的条件和基础还不具备或者还不完全具备的情况下，民主政治的建设只能循序渐进式地逐步推进。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制于社会主义经济、文化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发展。
对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认识，邓小平同志认为始终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一方面，我们今天的民主政治状况与改革开放以前相比，已经完全不能同日而语。无论是从民主政治的体制建设来看，还是从人民关于民主政治的观念、意识和氛围等等来看，都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善。而所有这些变化和发展，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的发展所分不开的。随着全面改革事业的推进和发展，特别是随着以市场经济体制为取向的改革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社会生产力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文化生活以及政治生活都会得到相应的提高和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全体国民或者说绝大多数国民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责任感就会得到增强，对于参与国家政治的意识、热情和能力也就会得到提高，从而，我们的民主政治也就更具有广泛的基础和条件。
三
四十年来的实践与经验表明，由于社会本身的系统性和整体性，所以改革本身当是一个全面改革的进程，如果不从全面改革的观念和视角看待问题，那么改革的成效就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同时，由于是一种全面改革，其相关领域和方面的界限模糊，而且其相互的制约也就必然产生，因此，全面改革又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尤其是，在我国的政治发展进程中，始终要受到一些基础性要素的制约。从积极的角度看问题，无论是在邓小平同志关于全面改革战略的思考中，还是在我们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都存在一些难以把握甚至也难以驾驭的问题。譬如说，如何能够使我们的政治发展始终能够满足“社会主义、中国特色、人类进步”这样的一个基本目标指向，是我国政治发展战略因而也是我国推进全面改革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在这方面，邓小平首先强调，我国的政治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建设，是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建设。之所以提出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以及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等问题，主要是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形态形成其本质的区别。应该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奠定了物质的基础。同时，一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政治思想和主张，也为资本主义政治文明的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由此，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整个进程中，逐步形成了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
然而，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需要超越资本主义的政治文明形态，并且要实现社会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政治原则和制度的远大目标，这是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所面临的重大问题。
在推进全面改革的进程中，尤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始终把握我国的国情基础和特色，是我们取得改革成效和胜利的基本前提。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一向是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基本方向，而且这不仅体现在经济建设方面，也要体现在政治建设以及其他建设方面。一国的地理、气候等自然环境以及传统、历史、习惯等人文环境从来就是影响一国政治的生态因素，这是为很多思想家所论证说明的基本原理。考虑到国情的一般因素，来推进我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才能准确把握我国政治发展的目标和方向。必须注意到，就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而言，能够直接间接影响其进程和形态的国情因素很多，主要有：
一是，超大规模的人口。目前中国有13亿多的人口，而且还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如何组织如此庞大的人口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一个重大课题。从政治发展的角度来看，其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人类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以及人类的和谐生存等问题，而显而易见的是，人口越多，各种各样差异就越大，因而产生矛盾和冲突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解决这种矛盾和冲突的难度也越大。另一方面，由于人口众多，基础薄弱，所以人口的文化素质和政治素质的因素离现代政治文明的要求也有一定的差距。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政治是由人所构成的，因而人的主观素质条件是决定政治形态和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基础。这无疑表明，在中国这样的一个超大规模人口的条件下，解决政治问题的知识和智慧要求将更高。
二是，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中国具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与欧洲历史上的封建专制主义传统相比而言，一直到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之前，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从来就没有受到过社会的挑战，以皇权为核心的政治结构始终占据着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而且日益得到强化。这种政治形态特征直接或间接影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政治发展，乃至于邓小平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旧中国留给我们的，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主法制传统很少。”当然，在长期的政治实践中，或者说在中国人民长期的政治生活积累中，也创造了不少政治文明的成果，也有不少的政治经验，也曾经为人类社会的政治发展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也有一些政治知识和政治经验至今仍然可以发挥其积极的作用。
三是，极不平衡的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一国的经济状况是其政治发展的基础，而在我们国家，尽管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已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和发展，但是地区与地区、城市与乡村等等的差距还很大。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变成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可见，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仍然是我国社会发展的一个基本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在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度积极推进政治发展的进程，也是一个需要充分知识和高度智慧的严峻课题。
仅以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以看出，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推进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建设，具有其特定的环境基础和条件。而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的问题，说到底，就是在一定的环境基础上找到有效组织人类政治生活的知识和智慧，并基于这种知识和智慧来构建有效的政治制度。因此，如何按照中国的特色推进中国的政治建设和政治发展，是我们需要考虑的又一个重大战略性课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和具体部署，这正是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一如既往的战略部署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对我国两个“一百年目标”又作出了进一步的部署，并提出到2050年，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可以注意到，在改革开放四十年之后，如果说经济建设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的话，那么，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的目标，其主要的任务，正是需要我们以全面改革的战略思想，积极推进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的改革。惟其如此，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决定》和《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正是为我国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一个大国，作为一个和平崛起的大国，我们不仅要在经济建设方面对人类作出应有的贡献，而且也要在政治建设方面，为人类美好政治生活的构建作出应有的贡献。
（作者系中国政治学会副会长、上海市政治学会会长、复旦大学教授。本文所引邓小平的话均见于《邓小平文选》第二、三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