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书记、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书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距今已80周年。此电被历史学界称为在新四军发展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第一个“五四指示”，以有别于1940年5月4日，毛泽东致电项英的第二个“五四指示”。毛泽东在第一个“五四指示”电中以及在此电前后的其他几次致电中，就新四军的发展方向诸问题，提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指导性意见。今天，我们再读这第一个“五四指示”，能够更进一步加深理解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方针的正确的战略指导，并可进一步深入了解新四军在创建初期的这段历史。
毛泽东1938年“五四指示”的历史背景
1937年7月，中国全民族抗战爆发，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倡导及有力推动下，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随之，通过国共双方的谈判，红军主力改编成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紧接着，两党经过谈判，达成将南方8省的15支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的协议，由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937年12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1938年1月6日移至江西南昌。3月和4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敌人后方发展的指示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集中整训的命令，军部和第1、第2、第3支队先后到达皖南歙县岩寺地区，第4支队则在皖西霍山地区集中。
在新四军改编的这段时间里，全国抗战形势发展很快：一方面日军大规模进攻中国军队以及大中城市和战略要地；另一方面中国军队虽有英勇抗战者，但仍有一些部队节节败退，使大量国土沦陷，抗战形势非常严峻。在此形势下，早于1937年11月太原失守后，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即同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领导人连发电报，指出八路军将成为全山西游击战争之主体，应该在统一战线之原则下，放手发动群众，扩大自己，征集给养，收编散兵，使山西全省的大多数乡村化为游击根据地。
毛泽东1938年“五四指示”指出新四军的发展战略方向
在毛泽东于1938年5月4日致电项英之前的2月15日，毛泽东就给项英、陈毅（东南分局副书记）发电报，同意项英、陈毅在2月14日电中关于新四军的“行动原则”，即“力争集中苏浙皖边发展游击战”。同时指出：“目前最有利于发展地区还在江苏境内的茅山山脉，即以溧阳、溧水地区为中心，向着南京、镇江、丹阳、金坛、宜兴、长兴、广德线上之敌作战，必能建立根据地，扩大四军基地。如有两个支队，则至少以一个在茅山山脉，另一个则位于吴兴、广德、宣城之线以西策应。”
当时，项、陈在电报中提出：新四军目前行动不宜全部集中岩寺，而应尽可能向前伸出到浙江、江苏，安徽的昌化、绩溪、孝丰、宣城、宁国等地，以游击战在战略上配合正规军，并受领一定的机动任务。后鉴于当时情势，新四军军部机关还是于4月5日进驻安徽歙县岩寺，所属4个支队中的3个支队及特务营也于当月到达，进行集结整训，并接受国民党军事当局的点验。4月28日,由各支队抽调出的精干人员数百人，组成由粟裕任司令员的新四军抗日先遣支队，率先从岩寺出发东进抗日。6月17日，该先遣支队在苏南韦岗设伏，击毙日军十余人。
但是，当新四军先遣部队出发后，主力部队并没有马上跟进。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认为项英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人所具有的这种思路，显然不符合党在敌后抗战及建立根据地的方针，也不利于新四军的当时及长远的战略发展，遂从发展华中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高度出发，于5月4日发电报给项英，强调指出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新四军应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因为“在敌后进行游击战争虽有困难，但比在敌前同友军一道并受其指挥反会要好些，方便些，放手些。敌情方面虽较严重，但只要有广大群众，活动地区充分，注意指挥的机动灵活，也会能够克服这种困难。这是河北及山东方面的游击战争已经证明了的”。在这里，毛泽东是从抗战及统战的全局角度进行指示的。其意在：尽管国民党蒋介石有使弱小的我军进入敌后，有“借刀杀人”的意图，但在敌后发展游击战既是抗战的需要，符合人民的愿望，也是党的路线和方针所要求的，并且这样还可以避开国民党对新四军的限制、束缚，可以用事实有力地消除对新四军的误解和谣言。毛泽东在这里将深入敌后的必要性，及在敌后成功地开展和坚持游击战争的成功范例相结合，意在打消项英等一些人的疑虑，坚定其信心，能够尽快做出决定，出动主力，东进抗日。
第二，指示新四军主力尽快出动，东进抗日。电报中指出：“在侦察部队（指新四军先遣支队，作者注）出去若干天之后，主力就可准备跟行，在广德、苏州、镇江、南京、芜湖五区之间广大地区创造根据地，发动民众的抗日斗争，组织民众武装，发展新的游击队，是完全有希望的。”这是指示新四军领导尽快部署新四军主力部队东进，不可错失时机。在当时，日军先曾占领了华中大片地区，但其重点在继续攻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尚未顾及巩固所占领地区，特别是广大农村。致当时日军还未在占领区建立起统治秩序，而国民党基层政权则已纷纷撤逃，同时民间抗日武装力量蜂起，但尚无坚决抗战的力量进行组织和引领，且民间也散落有许多枪支。在这种形势之下，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新四军亟应不失时机地东进苏皖浙敌后，团结依靠群众，发展壮大抗日力量，在对敌斗争中建立抗日根据地。如再犹疑不决，在战略上将丧失良机，如同陈毅当时所说，只怕到时人家吃“肉”，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了。
第三，应有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思想准备和预先部署。电报中指出：进入苏南的新四军部队，“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准备分兵一部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再分一部渡江进入江北地区。在一定条件下，平原也是能发展游击战争的。条件与内战时候很大不同。当然，无论何时，应有谨慎的态度，具体的作战行动，应在具体情况许可之下，这是不能忽视的”。在这里，毛泽东把握全局，高瞻远瞩，他并不局限于新四军只是在茅山一隅建立游击根据地，而是指出新四军发展的战略性的方向，即是准备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所以他指出了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的两个发展方向。这里的“大体建立”，就是强调要抓住时机，并不要等到茅山根据地完全巩固以后再分兵去发展，那样会错失良机。
毛泽东的这封电报虽然电文不长，但却是不失时机的对新四军发展战略及处理统战关系的重要指示，而且是有的放矢，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以后新四军发展的成功经验及其一度所遭受的严重挫败，都从实践上作出了印证。
1938年“五四指示”后，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电新四军发展战略及工作方针
毛泽东于1938年发出“五四指示”后，新四军部分主力部队即离开岩寺，向苏南等敌后地方挺进。但项英并没有因为这“五四指示”的到来而完全消除思想顾虑，仍是不恰当地强调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的困难及种种不利条件。
根据这种情况，1938年5月14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其时毛泽东为书记处主要成员之一）根据已收到的“迭次来电”，及时地回发电报给王明任书记的中央长江局、项英任书记的东南分局及项英个人，再次指示新四军的行动方针：
其一，“在敌人的广大后方，即使是平原地区，亦便利于我们的游击活动与游击根据地的创立。我们在那里更能自由的发展与扩大自己的力量与影响。只要自己不犯严重错误与慎重从事，是没有什么危险的”。
其二，“新四军正应利用目前的有利时机，主动的积极的深入到敌人的后方去，以自己灵活坚决的行动、模范的纪律与群众工作，大大的去发动与组织群众，建立地方党，组织与团集无数的游击队在自己的周围，扩大自己，坚强自己，解决自己的武装与给养。在大江以南，创立一些模范的游击根据地，以建立新四军的威信，扩大新四军的影响”。
其三，“必须向党的干部解释目前斗争形式与过去的根本区别，因此，目前的工作方法与方式应与过去的根本不同。要他们在大胆的向外发展与积极的抗战行动中，来扩大与巩固统一战线，争取更多同情者在自己的周围，同时扩大与巩固自己的力量。也只有这样，才能有力地打击造谣中伤与打破防范限制。”
这封电报，其基本方针与策略与毛泽东的“五四指示”之核心要义相同。根据所称“迭次来电”的表述，当是项英或还有其他领导人在收到“五四指示”后的几天内，并没有积极主动与自觉地实现思想的转变与积极的发展方针的调整，所以才有中央书记处5月14日的电报，进一步重申毛泽东在“五四指示”中关于新四军的发展方针及其理由。
就在这1938年的5月，毛泽东总结了抗日游击战争开展十个月来的经验，发表了《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的重要论著。其中深刻地阐述和回答了能不能在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的问题。他说：山地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之有利是人人都明白的，而平地较之山地当然要差些，“然而决不是不能发展游击战争，也不是不能建立任何的根据地。河北平原、山东的北部和西北部平原，已经发展了广大的游击战争，是平地能够发展游击战争的证据。至于能否在平原地区建立长期支持的根据地，这一点现在还没有证明；但是建立临时的根据地和小部队的或季候性的根据地，则前者现在已经证明，后者也应该说是可能的。”
接着，毛泽东分析了发生这种情形的深层原因：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如再加上指挥适当一条，则小部队的非固定的长期根据地之建立，“当然应该说是可能的”。毛泽东当时是根据已有的实践来做出的这样的审慎判断。后来的经验证明，平原地区也是能够建立长期的固定的根据地，所以毛泽东后来就在具体的指示中对此加以肯定。
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依据江淮地区水网密布的特点，特别指出：“依据河湖港汊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来是较之平原地带为大，仅次于山岳地带一等。”“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毛泽东关于在平原地带以及河湖港汊水域建立游击根据地的论述，完全适用于新四军。可惜作为新四军主要负责人的项英，囿于过去在南方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既有经验，而不能在抗战的新的形势下进行完全的思想的适时转变，以致于影响了新四军在敌后应有的大的发展。
毛泽东于1938年给项英发的“五四指示”及其前后的多次电报，表现了毛泽东对抗战和统战大局的准确把握，表现了毛泽东对新四军发展战略方针的正确制定，这对于指导和推动新四军组建后尽可能快地深入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