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者和共产国际双重作用的结果。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此问题做出了恰当的评价：中共的创建是“在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帮助下诞生的。”
　　共产国际帮助中共创建的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1919年3月至1921年初为俄共（布）地方党组织主导的阶段，特点是多头领导，多人进行，多点接触。来自俄共（布）一些下级机构的人员在中国四处联系进步势力，正如列宁所说，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时“我们还只是在打听什么地方有人能走这条（社会主义革命）路”。
　　1848年马、恩发表经典名著《共产党宣言》时，世界上并没有以“共产党”命名的政党。直到70年后的1918年，世界上才产生了由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改名的“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这一年，还有一些在原属沙皇俄国统治的东欧国家的俄社会民主工党（布）地方组织，和中西欧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左翼改名为共产党。1919年3月，列宁领导发起成立由所有各国共产党组成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共产国际一经成立，加入的各国共产党便成为其下属的地方支部。以后各国新成立的共产党一般都是在共产国际指导下组织的。俄共（布）是共产国际中最重要的党组织，实际上行使了共产国际的主要职能，俄共（布）的一些地方组织同时也在做共产国际的工作。如1918年12月成立的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就统一领导俄远东地区和东方各国的工作。
　　在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有十九个国家或地区的党组织有表决权，包括中国在内的十六个国家或地区的左翼组织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代表中国发言的刘绍周是以“中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小组”的名义发言的，这个“党”实际上是坚决支持苏维埃政权的“旅俄华工联合会”，而非政党组织。十月革命后，在俄的华工中确有不少人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俄共（布）在1920年将这些中国籍党员组成俄共华员局，该局的成员曾一度以“中国共产党”自居。也许俄共曾有以此为基础建立中共的计划，但这个组织毕竟脱离中国实际社会，最终消亡于无形。而在中国国内，当时还没有出现共产主义政党或组织。
　　1919年上半年，欧洲的共产主义运动仍处于高潮，故共产国际当时的工作重心，主要还在欧洲，但俄国东部的俄共（布）地方组织已主动开始筹划在远东各国开展工作。1919年3月，在俄国鄂姆斯克秘密召开的俄共（布）第二次西伯利亚代表会议决定“在远东建立西伯利亚地区情报宣传局”，其任务是“与东方和美国的共产党人建立联系”。6月，苏俄西伯利亚和远东对外全权代表加蓬向上级提交报告，建议在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下设立由远东各国代表参加的东方局，“立即突出、全面地把工作开展起来”，同远东各国的革命力量建立密切的革命联系，帮助这些国家建立共产党组织。
　　1919年夏，苏俄红军在东部战线击溃高尔察克白卫军，共产国际和俄共（布）中央也开始关注远东地区。8月，俄共（布）党员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交一份关于在东亚民族中进行共产主义工作的提纲报告。报告立即获批准，政治局下达了包括“执行苏俄对远东的总政策；唤醒远东国家民众觉悟；力图实际支持东亚人民的革命运动，同日本、朝鲜、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牢固联系”等四项内容的指令，并任命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为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事务全权代表，赴西伯利亚具体执行。大约在此前后，俄共（布）一些机构的代表同中国国内的革命者开始有了断续的接触。
　　1919年3月，俄共（布）党员布尔特曼（后任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主任）受命从哈尔滨到天津工作，在津期间布尔特曼亲历了五四运动，并与李大钊建立了联系。差不多同时在华活动的还有俄阿穆尔军区的波波夫上校、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政局主席阿加辽夫、具有一定苏俄正式代表身份的波塔波夫将军、俄共（布）西伯利亚局的信使霍赫洛夫金以及俄共华员局代表刘谦等。而在中国侨居的一些俄国人或俄共（布）党员如在北大的鲍立威（柏烈伟）教授、上海的李泽洛维奇等也在主动与中国进步人士接触。他们联系的对象既有孙中山、陈炯明、戴季陶等国民党人士和五四时期成立的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社团，也有李大钊、李汉俊等知名社会主义人士。
　　1920年初，苏俄红军歼灭高尔察克白卫军后，中俄交通基本恢复。4月，经俄共（布）中央批准，时任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处领导人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派遣维经斯基、杨明斋等数人赴华。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情况，与中国的进步人士建立联系，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在中国一直工作到1921年春才离去，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对他的工作给予的评价是“此举奠定了我们对远东国家有计划的组织工作的基石”。
　　维经斯基早年在美国侨居时加入美国社会党，1918年回俄后加入俄共（布），是很有经验的工人运动活动家。杨明斋是山东平度人，早年由山东到俄国做工谋生，十月革命前加入布尔什维克党，积极参加俄国工人运动，后到海参崴任华侨组织的负责人。他随同维经斯基来华时的身份是翻译和助手。
　　维经斯基到北京后由俄共（布）党员鲍立威等的介绍，同李大钊建立了联系。维经斯基举行了几次介绍苏俄情况的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是李大钊召集的部分思想激进的青年知识分子。当时，李大钊在北大已发起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而苏俄政府发表的《致中国国民及南北政府的宣言》亦已为中国人所知，宣言中提出废除沙皇政府以前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的建议，得到中国人民的高度评价。因此,座谈会大大促进了对苏俄抱有好感的北京进步青年向初步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维经斯基一行在北京逗留不久即转赴上海，李大钊特意写了介绍信交维经斯基带给陈独秀。在上海，经陈独秀引见，维经斯基先后会见了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刊物《星期评论》社成员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等以及上海进步报刊的人员，并举行座谈，介绍俄国革命和建设情况。此时约为1920年的5月，正值上海文化思想界首次开展纪念“五一劳动节”的活动，《新青年》、《星期评论》、《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有影响的报刊都出版了专号专刊，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和鼓吹工人运动的文章一时间比比皆是。亲眼目睹了上海如此规模的社会主义思想宣传阵营，维经斯基及其上级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当即在上海成立了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任负责人，下设中国、日本、朝鲜三个分支机构，称为“革命委员会”，也称“革命局”或“支部”。 维经斯基负责中国部分（亦称“上海革命委员会”），下属有出版处、情报鼓动处和组织处。
　　维经斯基设想先将中国所有的赞同社会主义理想的早期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联合在一起，然后再发展成立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主义组织。维经斯基希望请陈独秀出面联系召集。陈独秀早有打算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进行社会根本改造，因此他在联系各地进步人士的同时，直接就着手在上海组织共产党。
　　1920年6月中旬，陈独秀与《星期评论》社的戴季陶、沈玄庐、李汉俊、施存统、俞秀松、陈公培等十余人发起成立“社会共产党”。8月，陈独秀与北京的李大钊等商议后，将党名改为“中国共产党”。8月下旬，上海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将许多来沪寻求真理的先进青年吸收入团。同时北京、武汉等地也开始进行建党活动。
　　上海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时开展的工作与维经斯基从事的工作有部分是重合的，即这些工作也是所谓“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工作的一部分。例如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是维经斯基的工作重点之一，而设在淮海中路渔阳里6号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里的“外国语学社”和“中俄通信社”，则是在维经斯基直接领导下建立和运作的，由杨明斋具体负责，维经斯基的妻子库兹涅佐娃还担任学社的教师。上海中共发起组的机关刊物《新青年》、《劳动界》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都是由东亚书记处控制的印刷所承印的。同样北京、武汉、广州中共早期组织创建时也有东亚书记处或俄共（布）人员参与其事。
　　1920年7月5日至7日，威廉斯基—西比利亚科夫在北京召开在华俄共党员第一次会议，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召开代表大会正式成立的问题，维经斯基等参加了会议。一个月后，俄共（布）西伯利亚局在俄国伊尔库茨克成立了东方民族部，统一领导远东各国的革命事务。但该部对维经斯基的上海革命委员会的联系领导职能不久又被苏俄驻北京的外交使团（优林使团）接管，这种领导机制的多变表明共产国际或俄共（布）中央对所谓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的关注远未到重视的程度，当然也在一定程度上推迟了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
　　1921年初至1922年2月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领导的阶段，是理论与实践统一的时期。
　　1920年7月至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当时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一大时已有所变化，看起来一触即发的西方革命一直迟迟不来，相反却有走向低潮的倾向。显然，必须对世界革命的重心和步骤进行调整。在共产国际二大上，成立了由列宁、加米涅夫、罗易、马林等组成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列宁发表著名的《关于民族与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提出共产国际应支持殖民地国家民族革命运动。共产国际认为：“从殖民地取得的超额利润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主要资金来源。不截断这种资金来源，欧洲工人阶级是难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站在世界革命的角度，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等落后国家的革命运动已经是世界革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落后国家成立共产党，也是共产国际的重要任务。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二大的决议精神，加强共产国际与远东各国革命运动的联系，俄共（布）中央在1921年初解散了俄共（布）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与此同时，共产国际执委会决定在伊尔库茨克成立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由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舒米亚茨基负责，维经斯基等为书记处成员。此后一年，远东书记处一直主管东亚各国革命运动事务。
　　1921年春奉命到苏俄伊尔库茨克工作的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张太雷，被中共早期组织委任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后又被指定为中共早期组织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并负责准备中共提交给三大的报告。1921年7月，应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邀请，俞秀松和张太雷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代表的名义出席了青年共产国际二大，并在大会发言。
　　1920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委任民族与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秘书、老资格的荷兰共产党人马林为驻远东代表前往中国，其使命是调查联系远东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1921年6月初，马林抵达上海。差不多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由于他身兼多重身份，使命也比较多，其中最主要的应是完成维经斯基的未竟之事，即帮助中共早期组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使中共正式成立。此外，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弗洛姆贝格也在此时到达上海，帮助开展工运工作。
　　马林等甫到上海，即与上海中共早期组织临时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等秘密接上关系。通过双方会面，马林等了解了中共早期组织发展的基本情况，建议“及早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双方议定，代表大会计划于6月20日召开，通知各地派代表来沪。安排代表食宿、安排会场等筹备工作，由上海中共早期组织负责进行；共产国际人员也参与筹备并提供技术支持。
　　由于各地代表迟至7月23日才到齐，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遂于当日召开。马林、尼科尔斯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会议原本应讨论并通过起草的纲领计划等文件，但遭遇了陌生人闯入的突发情况。富于斗争经验的马林当即建议停止进行会议，撤离会场。这个宝贵的建议使中共避免了一次重大挫折。8月初，代表大会转移至嘉兴南湖继续举行，并顺利结束，中国共产党宣告正式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