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切缅怀 项英同志

　　1938年1月1日，我15岁那年，抱着满腔抗日的热情，跟随我家邻居韩文英三姑从徐州出发往山西临汾参加八路军学兵队。二三月间提前结业，分配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由办事处分配到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旋即由我们的带队谢忠良（学兵大队副大队长，到新四军后任中校参谋），把我连同另外两个学兵队员带去湘南郴州赤石司，改编那里的红军游击队，开往皖南前线同军部会合。我返回服务团不久，即先后奉调到参谋处二科（侦察）、一科（作战）担任内勤，学做参谋工作，直到1940年5月离开皖南，去了苏南前方。从1938年初到1940年5月，我方才15～17岁，就有幸在著名革命家叶挺、项英、袁国平、张云逸、周子昆等新四军首长身边当学兵，这是我一生最幸福的黄金时代。

1938年春，新四军成立后，军部由武汉移驻南昌。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八省健儿，在中共中央决定与国民党合作抗日号令下，在项英和陈毅等三年游击战争领导人的奔走传达、政治思想动员下，纷纷从15个游击区集结开往皖南岩寺会合，接受点验。经过中共与当地政府交涉谈判等曲折复杂的过程，虽然发生过漳浦（何鸣）事件和瑞金事件——由当地国民党当局制造严重反共事件，但经过我方顾全大局所做的努力，游击队集结改编的任务终于完成了。

新四军军部于1938年夏由南陵县土塘移驻泾县云岭一带。云岭为一座高山脚下树木葱郁的村落。相距一公里的罗里村便是叶、项暨军秘书处、参谋处的住所、军部大本营和指挥中心，罗里村民居建筑分两部分：种墨园和大夫第。叶挺军长住种墨园，项英副军长及张云逸、赖传珠、李一氓住大夫第，参二科及摄影室住在项副军长的楼上。副军长的宿舍只有10平方米，特别狭小。副军长时年40岁，中等身材，具有将军的仪表和风度。他着装严肃不苟，从风纪扣到裹腿均整整齐齐，他同大家一起过着严肃规律的部队生活，同大家一起吃大灶伙食。他工作不知疲倦，仍保持江西苏区养成的打夜工的习惯，经常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他本人酷爱学习，工作之余常喜欢到附近的南堡村走走，那里有军部的图书馆，去翻阅书刊。有一次副军长到驻汀潭的老一团去，傅秋涛团长接待留膳，把副军长灌醉了，随去的参谋回来说，只有傅秋涛这位英雄敢于向副军长劝酒，后来副军长真的有些醉了，这在当时是少有的战地花边新闻。

岩寺点验后，根据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指示，我新四军一、二、三支队分别向苏南、皖南进军，四支队向皖中挺进，选择战机积极打击敌人。项副军长提出一面作战一面建军的口号，部队的建设发展壮大很快。

对于我这个年龄段的学生军，皖南新四军军部对我一生印象最深的是，这里是一所真正革命的大学校。军部领导重视思想教育，经过上海煤业救护队忻元锡、陈昌吉的努力从上海弄到一台铅印机，出版《抗敌报》《抗敌杂志》，每期载有德谟·一芒（李一氓化名）的文章，是我必读的；陈毅司令曾发表《茅山一年》的散文；内有菜网设埋伏、麦田捉俘虏的章节和《抗敌报》主编马宁等许多同志的好文章，均为我爱读。当时正值联共（布）党史学习高潮，李一氓在云岭大祠堂给我们讲课，气氛热烈。项副军长亦经常给我们作形势和任务的大报告。他的报告气势恢宏，波澜壮阔，内容丰富充实，鞭辟入理，受到听众喜爱。如1939年他的一次报告讲到法西斯希特勒在德国的统治力量已经羽翼丰满，以战争威胁欧洲，而英国首相张伯伦伙同法国总理达拉第、外长哈里法克斯在德国的压力面前卑躬屈膝，搞牺牲捷克的慕尼黑阴谋。此次报告他议论滔滔，足足讲了7个小时，上午讲三四个小时，下午又继续讲两三个小时。项副军长关爱干部，关爱青年，诲人不倦，为向敌后开展游击战争，他写了一篇游击战争战略战术的文章。他写道：游击战争是弱国反对强国的战争，是农民反对地主的战争。为加强部队正规化建设，他写过一篇《论军队行政工作》的文章。他指出：军队的行政工作是颁布命令、传达命令和执行命令，然后分别阐述、讲解，提出要求。

项副军长决定大办教导总队，经过教导总队训练过的干部约4500余人，成为我军的骨干。著名美国记者史沫特莱敬佩他，把他比作英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克伦威尔。项英同志短暂而光辉的一生，其革命业绩和人格魅力影响巨大。他在参与领导中央苏区期间笔耕勤奋，后收集他的文章380篇70万字在2003年编为《项英军事文选》一书，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最后说几句，杀害项英的凶手刘厚总，是湘南耒阳游击队的头头，集中整编后调军部副官处管理马匹。皖南事变中，他与项英巧遇，项英不知他的底细，看他是老红军，力气大，枪法准，把他留在身边，结果反受其害。刘杀死项英后向国民党报功，他带着的项英身上黄金等财物被国民党军官掠走，还被关押多年，释放后隐匿身份在南昌开一小店，解放后在镇反运动中被群众检举揭发，报陈毅司令批复处死。

项英同志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