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江南北,管文蔚的名字广为人们知晓,这个自称为“江苏人民的儿子”的新四军老战士,一生当中有许多传奇故事让人肃然起敬。而本文要讲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管文蔚与知识分子交往的故事。
风险浑不顾,鼓励青年成名成家
1952年江苏建省后,管文蔚任省委副书记、江苏省副省长,负责省政府的常务工作。1955年起,他曾受到不公平对待,含冤蒙垢20多年,在大家都讳莫如深的科教文卫领域,他却干得踏踏实实、风生水起。那些颇有个性和名气的专家学者都非常敬佩他,能和他掏心掏肺交流,视他为贴心的朋友。
1961年11月,省委任命管文蔚兼任江苏省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他总算有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岗位。在那特殊的年代,“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自然“臭”气很浓,所以那些颇有资历的、在马上打天下的功臣“屈尊”于此,自己心里憋屈。那些知识分子有独立思想和人格尊严,因无法得到尊重,价值得不到承认,上下总显得不那么协调。而这个岗位对于对文化科技情有独钟的管文蔚来说,却显得“人尽其才,才尽其用”。管文蔚感到,这里正是他施展拳脚的舞台。
他上任刚刚半年,就在省科委纪念五四青年节大会上发表了这样的颇带风险、不合时宜,却犹如黄钟大吕般的声响:“反对成名成家是不对的,我希望你们成名成家!我们青年人应该争取做个有学问的成名的科学家。”
尽管当时党中央颁发了《科研十四条》,但在相当大的范围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而对有着发展教育和文化深厚情结的管文蔚来说,却是难得的“尚方宝剑”。科研单位和科研人才,对管文蔚而言是“韩信点兵,多多益善”。于是在替中央接管天文台、土壤研究所、地理研究所、植物研究所、水利研究所、古生物研究所和资料处的基础上,又陆陆续续地将半导体研究所、计算机研究所、电子研究所以及农机研究所、地质研究所、海洋研究所和水产研究所统统招到自己的麾下。江苏科技界人才济济,群星璀璨。
知识分子已经成堆了,现在是堆上加堆,“今后让我们怎么去领导啊?”反对的声音开始出现,管文蔚总是苦口婆心地引导同志们“要改善对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中央的要求就得贯彻执行,要在琢磨‘改善’上下功夫”。每次召开党委会,他都要反复强调知识分子的重要,科学技术现代化的重要。他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重要价值,决定用自己微弱的力量全心爱护他们,全力保护他们!
科研人员有其特殊的工作规律,他们晚上开夜车是一种习惯,当时正值经济困难时期,饥肠辘辘,于是就提出“夜餐费”的问题,谁知被一个当过“骑兵团长”的领导一顿臭骂。管文蔚得知这一情况后,专门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来统一思想,对那些和“骑兵团长”持相同意见的同志说:“你们不要动不动就看不起人家知识分子!这里的一级研究员最起码都懂得五国外语,天文台张钰哲台长更是掌握了七国语言,而且发现了宇宙中新的行星!”接着又说:“我听说,居然还有人提出意见要将天文台和气象台合并,这不是乱弹琴吗?”全场鸦雀无声。掷地有声的话语,为知识分子正了名,撑了腰,鼓了气。
有人提出,一味地迁就知识分子,他们可是要翘尾巴的。管文蔚毫不退让,“只要他们是在为我们党、我们的人民认认真真地工作,我就是要全力保护他们,迁就他们,谁也不准给他们乱扣帽子!”有人总是拿知识分子的出身说事,每次运动一来,首当其冲的都是这些个“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而且大都有“海外关系”的知识分子!然而管文蔚总是很客观地对待。“在解放之前,家中没有点资产的人能读得起大学吗?”有一天,管文蔚被那些思想僵化的人搞急了,霍地站起来,环视会场:“你们不要不服气,论资格,在座的谁能比得过我?我是1926年入的党,连我都得虚心学习他们的长处,拜他们为师。”他还为大家讲起了毛主席和朱老总尊师的故事。管文蔚认为,“老专家中学问、思想不好的只是个别的,这些问题我们应该清醒地对待。在未向人家学习之前,千万不要随便贴标签,说人家的学问是假的,空的……这类说法是最荒唐的,也是最不科学的。不懂不要装懂,老老实实,这才叫做科学的态度……老专家是我们的老师,应该老老实实地向他们学习。”
在1962年纪念五四青年节的大会上,管文蔚公正肯定了这样的一位科学家:“分秒时间不错过,用于科学研究事业,开会兴趣不大,你说他落后,我说他不错。会开得再多,研究工作上搞不出成绩来有什么意思。”从他的话音里,我们可以听出来,为了让那些专家出成果,可以“特批他们不去参加那些纯属形式的政治学习”。敢于这样讲这样做的,没有管文蔚这样的资历,没有他那种“我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精神和脊梁的人是不可想象的。
天文台有一位研究员,研究太阳系成果卓著,一次会议上不知为什么遭到大家的严厉批评,由于一时想不开,竟然选择“偷渡出境”,但没有成功,抓回来被判了七年徒刑。管文蔚知道后,将所有责任都揽了过来。他说:“你限制人家的发展,限制人家的研究,他不走又能干什么呢?”他还说:“人家在刚解放的时候,表现不是很好嘛?我看是我们对政策掌握得不好,动不动就‘运动’,人家怎么能安心做研究工作。”他总是站在知识分子的角度,设身处地予以理解,始终带着一种善意和真诚对待他们。
孙颔同志在纪念管文蔚的一篇文章中说到这样一件事:1963年,管文蔚力排众议,为古生物所的蒋福新解除劳动教养,摘掉“三反分子”帽子,恢复名誉,补发所扣工资,并代表组织向蒋福新当面赔礼道歉。蒋福新十分感动,并在以后的工作中用做出的成绩作为回报。从中我们可体会到“力排众议”、“挺身而出”的真正含义和分量。
跟随管文蔚工作多年的老部下非常感佩他对知识分子的贴心、真诚和信任。他们说,管省长把那些科学家视为无价之宝,对他们做出的成绩给予充分的评价;对于他们的缺点真诚地提出批评;对于合理的要求大力予以满足。他对这些学术界的精英给予足够的信任,并一锤定音:“所长之中凡非党人士者,一定要保证他们既有实职又有实权,绝不容许空挂他们!”他可谓是“瘦弱之躯遮风雨,输肝沥胆护英才”。
谈笑有鸿儒,战友朋友终其一生
管文蔚终其一生为知识分子服务,是知识分子最信赖的挚友,像吴贻芳、陈鹤琴、陆小波、刘国钧、钱松岩、林散之、高觉敷这些江苏的文化名流,都是他家的常客,他也常和他们走动往来,热忱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困难。
“文革”结束后,蒙受不白之冤的管文蔚终于获得平反,主持江苏省的政协工作。为了做好知识分子政策的落实,他主持召开座谈会,会上有的同志发言,对在“文革”中受到的冤屈感到不理解,情绪很激动。管文蔚听完大家的诉说后,诚恳地说:“各位都是有功之臣,你们都曾为江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过贡献,人民不会忘记你们,党和政府也不会忘记你们,现在都为你们平反,请你们出来工作。‘文革’是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发生的运动,你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请大家谅解。我自己也吃了不少苦头。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大家都活下来了,还是很幸运的,请大家不计前嫌,为实现祖国的四个现代化继续做贡献。”说着,管文蔚站起来,走到每一位同志面前,向他们一一作揖,代表党组织向他们赔礼道歉。与会同志看到管文蔚这样诚恳,气也就消了,也双手抱拳向管文蔚作揖,互致问候,场面非常感人。
管文蔚和著名戏剧家陈白尘的友谊持续了60年。1932年,陈白尘和一位朋友去淮阴国民党监狱探望谢冰岩同志,而他则更加期望能拜见久已闻名的另一位共产党员——同被监禁在此的管文蔚同志。结果不失所望,管文蔚和谢冰岩两同志同时见到了,满足了当时还只是进步青年的陈白尘对共产党员崇敬的心情,这一深刻的印象一直留在他60年的记忆中。这次会见后,陈白尘参加反帝大同盟,接着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担任团淮盐特委秘书。后来因叛徒的出卖,他和特委的几个领导人同时被捕,在镇江军法会审处被判处5年徒刑,监禁于镇江县监狱。
1973年初,陈白尘因心脏病发作,由待了7年的湖北咸宁干校送回南京治疗。就在举目无亲、闭户谢客之际,无意中在南京见到分别40年的管文蔚,他亲切地称陈白尘为同志,令其感激涕零。
陈白尘在《六十年前的回忆》中写道:
从此,管文蔚同志随时随地关怀我,无微不至。不久,我埋头写作历史剧《大风歌》,虽有领导同志大加赞赏,却无演出诚意。我明白是头上的“帽子”尚未摘除之故。剧本发表后,浙江省话剧团首先要求演出;继之,北京中央实验话剧团亦决定公演;随后,四川成都话剧院也开始排演。管文蔚同志闻之,喟然叹曰:“陈白尘是我们江苏人,他的戏江苏不演,却让别处演,这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管文蔚同志为了安慰我,也是鼓励我,他表示要陪我同去杭州看《大风歌》的演出。
1979年2月,浙江省话剧团演出《大风歌》的日期确定了,他们来信邀请我去参加首演。其时,我已被40多年前的难友匡亚明同志邀请去南京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我向他请假,他欣然派了一辆小汽车让我和爱人金玲及吴白甸教授直驶杭州,而管文蔚也乘小汽车与我结伴而行,同时抵杭。
当晚,戏演出了,管文蔚同志不仅自己看了,并且邀请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同志也出席观看。戏演得很好。戏毕,铁瑛和管文蔚两同志拉着我一起上台与演员会见留影。
从此以后,每有什么集会,管文蔚同志常常邀我出席。有时清闲,也找我聊天,还不时地亲自登门看我。如此以往,直至1992年他病重住进了医院。
《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作者沈西蒙,是管文蔚在抗战时的老部下,他总是习惯地叫“管司令员”。他眼中的管司令员,既是一位身兼重任的将领,又是一位诚挚重情的长者。不分长幼尊卑,总是和颜悦色。当时,来苏中的许多文化人都乐意和他交往。1991年,沈西蒙去南京看望管司令员。他们回忆起白色恐怖中重整队伍的艰险,谈到了新中国成立后《红日》《南征北战》《霓虹灯下的哨兵》的创作,以及在战争环境里演出的《雷雨》《日出》《蜕变》的盛况,说起欲罢不能,谈兴甚高。
沈西蒙说管文蔚:他的这一生就像一本书,这本书通读下来,不由得让你往深处去探寻……真让人萦怀难舍,因为那儿闪烁着今天理应发扬的传统之光!
管文蔚正如其名,其文蕴含深厚,与文人以心相许,以情相倾,如北辰而众星拱之,其谱写的科技文化乐章宛如云蒸霞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