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宣言》催生《中国共产党宣言》

一、《共产党宣言》在中共创建期间翻译出版的历史契机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1848年共同撰写的划时代经典文献，1920年经陈望道翻译，8月由又新印刷所印刷，上海的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发行。这是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它的问世是中共上海发起组积极运作的成果。

正如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88年英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那样：“现在，它无疑是全部社会主义文献中传播最广和最具有国际性的著作，是从西伯利亚到加利福尼亚的千百万工人公认的共同纲领。”在共产主义运动向全世界扩展的进程中，《共产党宣言》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19世纪末起就开始影响中国。1899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第121期发表《大同学》第一章《今世景象》，不仅首揭“马克思”之名，而且其中意译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句话。1906年，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派朱执信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四段内容；同年宋教仁译著《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其中摘译《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盖平民所决者，惟铁锁耳，而所得者，则全世界也”，“万国劳动者，其团结！”紧接其后，又有叶夏生发表《无政府党与革命党之说》，文中介绍《共产党宣言》第二章十条纲领。1907年中国留日学生“蜀魂”将日本堺利彦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译成中文，在东京出版。1908年刘师培等创办的热衷宣扬无政府主义的《天义报》连载发表“民鸣”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并出版《共产党宣言》的中译本。但上述译本主要流通于日本，对中国国内几无影响。

十月革命的胜利极大地促进了共产主义运动，1919年4月陈独秀主编的《每周评论》刊登成舍我署名“舍”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二章“无产者和共产党人”的最后几段，包括十大纲领全文，并在按语中高度评价《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最重大的意见”。五四运动后，这方面的译介活动进一步加紧。8月，张闻天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发表《社会问题》，文末专门摘录《共产党宣言》的十条纲领。李大钊10月、11月分两期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充分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地位，称其为“世界政造原动的学说”。文中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许多重要论述，比较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11月出版的《国民》刊出李泽彰摘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年底又有北大学生罗章龙从德文本节译该宣言，以油印本秘密流传。

伴随共产主义运动在十月革命后磅礴于世界，马克思主义在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思潮中一马闯出，在这种背景下对《共产党宣言》的传译，最终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勾联起来。上海作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南方重镇，与北京遥相呼应。《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与《建设》《星期评论》等刊物纷纷发文介绍《共产党宣言》,论述《共产党宣言》的伟大意义。《共产党宣言》之于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性渐成共识，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急切需要一个完整的中译本。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主持的《星期评论》，有意连载刊登《共产党宣言》。在邵力子的推荐下，翻译之事交给了留学日本归国的年轻学者陈望道，当时他因为浙江一师风潮而失去教职。陈望道在浙江义乌分水塘家乡宅旁的一间柴屋，根据《星期评论》社和陈独秀提供的日文和英文本《共产党宣言》着手翻译，后又用俄文本校对。他心无旁骛、专意译事。陈母送去粽子和红糖让他作夜点心。他误将墨汁当红糖，蘸着它吃下了粽子而浑然不觉，留下了“信仰的味道”的美谈。1920年5月，《共产党宣言》译成不久，《星期评论》社发来电报，邀请陈望道到上海任该刊编辑。但是等他来到上海不久，《星期评论》被迫停刊，不仅编辑工作告吹，就是发表《共产党宣言》也要另觅良机。

关键时候，陈独秀聘陈望道为《新青年》编辑，《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则成为陈独秀发起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社的第一个成果。紧接着，中国共产党发起组1920年6月在上海成立，更是将促成该译本的出版作为头等大事。陈独秀、李汉俊采用英、俄、日译本对中译本进行了校对。8月中，《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本作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第一种”出版发行，很快售罄，9月印行第二版。有必要指出的是，中共发起组成立时初名为“社会共产党”，后经陈独秀与李大钊等商讨，于8月定名为“共产党”。这理应是接受共产国际“二大”会议精神的体现，同期《共产党宣言》的出版则分明有助于中共发起组成员旗帜鲜明地张扬“共产党”的旗号。

二、《共产党宣言》促成《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起草

《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后，对于宣传马克思主义、推动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青年团组织，以及马克思主义研究会都将《共产党宣言》作为必读书，厚培了思想基础。

长沙、济南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均有学习研究《共产党宣言》的记述。就是在北京，尽管北京大学图书馆购有德文版《共产党宣言》，上海译校用的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就是借自于北大，另外还有北京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罗章龙节译的《共产党宣言》油印本，但是上海出版的中译本兼具权威性与阅读便捷性，无疑更能深入人心。1922年2月6日《北京大学日刊》所载《马克斯学说研究会通告》显示，其中既有英文版《共产党宣言》，又有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后者对北京进步知识分子发生影响的时间理应更早。

《共产党宣言》内涵的科学性与批判性，进一步赋予早期共产党人的理论勇气，断然同非马克思主义划清界线。在中国共产党创建时期发生的三次论战，后两次针对基尔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论战均在《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出版之后。《共产党宣言》第三章《社会主义的和共产主义的文献》逐一抨掊19世纪40年代流行的各类社会主义思潮，为早期共产主义者作了很好的示范。同样打着“共产主义”旗号的无政府主义者，时以更“左”的面目示人，具有较强的迷惑性与攻击性，共产主义者起初有意团结无政府主义者，同创共产党早期组织，但随着形势的发展二者分道扬镳已成必然之事。反击无政府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挑战，中共发起组成员表现出充沛的理论自信，其中应有《共产党宣言》的感召力量在。

尤须着重指出的是，《共产党宣言》还促进了中共发起组起草《中国共产党宣言》。据张国焘回忆，陈独秀起初并无发表宣言的冲动，他1920年夏曾说：“我们不必做中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开始就发表一个《共产党宣言》；我们只是要做边学边干的马克思主义的学生，现在可以先将共产党组织起来，党纲和政纲留待正式成立以后再去决定。”但当中国共产党定名，各地早期党组织纷起成立，形势发展需要中共发起组尽快制定纲领、宣言。1920年11月7日，党的第一份理论刊物《共产党》有意识地选择俄国十月革命三周年纪念日创刊。同期，中共发起组还草拟了《中国共产党宣言》。

《中国共产党宣言》分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共产主义的目的、阶级斗争的最近状态三部分，第一次把《共产党宣言》的核心思想与列宁主义的核心思想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表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决心走十月革命的道路，要依靠工农群众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要铲除资本制度，只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是一面继续用强力与资本主义的剩余势力作战，一面要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中国共产党宣言》当时虽未公开发表，但在各地早期党组织内流传，“以此为收纳党员之标准”，对于各地早期共产党组织成员的思想统一和提高均有积极意义。

三、中共一大未能发表《中国共产党宣言》，此历史缺憾由中共二大弥补

1920年底写就的《中国共产党宣言》没有公开发表，其实并非憾事。因为按照民主集中制的马列主义建党原则，特别是共产国际“二大”的有关规定，组建共产党“必须召集党的特别代表大会”，并就“正式加入共产国际”作出议决。《中国共产党宣言》理应由中共一大来制订与发布。

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开幕，宣告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张国焘《我的回忆》提到1921年春“我首先草拟了一个党纲政纲草案，题名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宣言》”，并请马林过目。中共一大代表陈公博、李达、张国焘、董必武、包惠僧等人回忆均述及中共一大对宣言的讨论与制定。张国焘、董必武等1929年前后的书信或讲稿都认定中共一大没有产生宣言。其实，当时大会起草了宣言草案。李达回忆文说：“这宣言有千把个字”，“前半大体抄袭《共产党宣言》的语句，我记得第一句是‘一切至今存在过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共产党》月刊刊载的《美国共产党宣言》，开篇即引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文字，显然中共一大宣言的文体受到了它的影响。至于《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主体内容，李达所述与陈公博硕士论文所述大体一致。

陈公博的《十日旅行中的春申浦》最早记述中共一大，但为安全起见是隐约其辞，因此没有提及中共一大的宣言。三年后陈公博在美国所作硕士学位论文《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在汪伪时期又作有专题回忆《我与共产党》，对宣言内容与夭折原由有详细的追述。中共一大宣言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描述了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把这种状况的调查研究结果建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所阐发的理论基础之上，极力主张进行社会革命的必要性”。后一部分“列举了北方政府和南方政府的罪恶，并说孙逸仙博士的政府并不比北方政府的好”。中共一大所以“未能发表第一个宣言”，是因为宣言草案主体内容的第二部分引起与会代表的激烈争论。代表们对北洋政府的态度是一致的，但是他们对南方政府的观点严重分歧。有些代表说，国民党的纲领“暂时还是多少代表了新的趋势，孙博士所提倡的民生主义类似国家社会主义”。有的说，共产党的领袖（指陈独秀）“在广州做教育厅长，由此可见南方政府比北方政府进步些”。然而，多数代表主张“因为很多国民党员反对共产党，所以南方政府应当推翻”。包惠僧对国民党的态度尤为激烈，声称：“孙中山好说大话不择手段，广东的军事独裁致民不聊生……那里还有一点革命的气味呢？况且他是一个代表资产阶级的东西，做为一个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宣言，还能对他表示丝毫妥协吗？”在激烈辩论后，宣言草案获得通过。

陈公博回忆当时的情境：“我直急得跳起来，找佛海、汉俊商议补救的方法。”经斡旋，“第二天另一项议案又议决，宣言的发表问题留待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后，第一个宣言没有公布，因而这个宣言的原稿遂不为世人所知。”陈公博后又回忆说他“回广东之后，向仲甫先生痛陈利害，才决定不发”。中共一大产生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就此消失在历史的逝水中。

中共一大代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争议内容，其实写入了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的第三、四项，以及《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第五项，后两个文件明确中国共产党要断绝与资产阶级的黄色知识分子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任何联系。这种看似矛盾的做法正反映出宣言与党内文件的功用差别，宣言是政党对外发表政治主张的文书，确实需要慎重行事。

中共一大没能发布《中国共产党宣言》，并不影响党的正式成立。然而，从民初日渐盛行的政党宣言文化来看，没有发布成立宣言总是不无缺憾。继后于1922年7月召开的中共二大，对于起草宣言高度重视。张国焘回忆甚至说：“起草一个政治宣言确是这次大会唯一重要的任务。”大会推举陈独秀、蔡和森和张国焘组织一个宣言起草委员会，陈独秀为执笔人。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制定了党在现阶段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即党的最低纲领，同时指出：党的目的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这就又坚持了党的最高纲领。此外，宣言还强调为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必须组成“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不能简单地视为中共二大宣言。事实上，这是中国共产党正式发表的第一个宣言，如题所示，是“中国共产党宣言”。这份重要文献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政治主张，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前途，向世人宣告中国共产党的横空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