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次重要会议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召开80周年。

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开始了决定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举国抗战。在此阶段，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上大规模阻击日军，连续进行了淞沪、太原、徐州、武汉等会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义无反顾挺进抗日前线，积极开展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作战的胜利，继而深入敌后展开游击战争，逐步开辟了独当一面的敌后战场。敌后战场的开辟，使中国抗战形势形成了敌后和正面两个战场相互配合、夹击敌人的战略格局，粉碎了日军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图谋。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中国抗战的新阶段即将到来之际，在延安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中共中央委员及中央各部门领导干部共56人。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的指示。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作了题为《抗日民族战争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的新阶段》（以下简称《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要求全党同志认真地负起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以后又作了关于此次全会的总结报告。期间，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项英、陈云、刘少奇等，亦作了工作报告或有关事项的专题报告。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并基本上纠正了抗战初期王明的右倾错误，统一了全党思想，从而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奠定了基础。此外，为加强党的建设，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等文件。这次会议对于党在正确路线的基础上统一思想、纠正错误倾向、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并最终夺取抗战的胜利，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曾提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两个重要关键的会议，一次是遵义会议，一次是六届六中全会。“六中全会是决定中国之命运的”。

一、六届六中全会正确分析抗战新阶段特点，科学指明中国抗战发展前途

毛泽东的《论新阶段》报告与全会的《政治决议案》，对已经经历了15个月的全民族抗战，作了基本总结。抗战的经验已经证明：（1）中华民族有抵抗外敌的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然而求得速胜是不可能的，抗日战争是艰苦的持久战。（2）日本在长期战争中将愈战愈难，愈战愈弱，一直到最后失败，而中国却能够在长期抗战中转弱为强，转败为胜，一直到最后胜利。这个过程将表现为持久战的三个阶段，即在敌为进攻——相持——退却，在我则为防御——相持——反攻。（3）在第一阶段中，中国的统一、团结与进步，将建立起持久战的必要基础。之后待中国力量准备完毕时，加之日本的更加困难与国际的有利条件，实行反攻，从而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4）因抗日战争的长期性，必然要求中国进行长期奋斗，要求国共两党和一切抗日党派的亲密合作，用一切努力，团结和组织全国人民成为一个统一的力量。

另一方面，必须估计到中国的更加团结，更加进步，以及日本困难的同时增多。诸如全国人民不动摇的坚持抗战，国共合作与民族统一战线的进步，国共两党数量上的发展与政治影响的扩大，全国人民对日仇恨与同生死共患难的团结，中国还保有广大的完整地区（西北、西南）作为抗战的总后方。而在敌后方则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抗日根据地正在强大着，英勇的中国军队积蓄了丰富的抗战经验并正在巩固其战斗力，全国政治制度正在逐步的民主化（尤其在敌后方的抗日根据地中），广大民众正在发动与组织起来。同时，日本因战线延长将更加感到兵力的不足与分散，其后方将陷于广泛发展着的游击战争的打击之中而忙于应付；其在华南的行动还势将引起与美、英、法国家关系的更加尖锐化，并且日本坚持侵略与中国坚持抗战的结果，将使其国内日益增长反战反法西斯的运动等。所有上述一切，都是我中华民族坚持抗战克服困难的有利条件。

毛泽东估计，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时期。日本在被迫停止战略进攻后，将转入军事上保守占领区，而从政治和经济上向我进攻。对中国抗日军民来说，要有计划地部署正面战场的防御抵抗和广泛深入开展游击战争，抓住日军兵力不足和兵力分散的特点，给敌人以更多的消耗，促使其更大地分散，使战争转入敌我相持的新阶段。

六中全会指出：“全中华民族的基本任务应该是：坚持抗战，坚持持久战，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便克服困难，增加力量，停止敌之进攻，实行我之反攻，以取得最后驱逐日寇出境和建立独立自由幸福的三民主义新中国的光荣胜利。”

二、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坚持团结抗战，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

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强调以国共之间的长期合作来支持全民族的长期抗战和争取最后胜利，同时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要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始终坚持独立自主原则。这些不但是抗战大局的需要，而且也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前瞻性。

六中全会关于坚持以及怎样坚持抗日统一战线，特别是共产党在抗日统一战线中所处何种地位问题，也进行了充分讨论，并在纠正右的错误倾向的基础上，达到了符合抗战实际与统一战线实际的共识。

王明奉共产国际指示回国后，错误地指责和反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央关于在统一战线中要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并保持其独立性问题，无原则地对于国民党的反人民政策让步，信任国民党超过信任人民群众，散布“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言行，已在实际工作中给党和抗战事业造成不利的严重影响。毛泽东代表中央在全会的结论中重点地论述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其要点如下：

（一）帮助和让步应该是积极的，不应该是消极的。对于统一战线中各党派之间实行互助互让，毛泽东认为这是为了长期合作所必需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毛泽东还解释说：“互让也是如此。彼此不挖墙脚，彼此不在对方党政军内组织秘密支部；在我们方面，就是不在国民党及其政府、军队内组织秘密支部，使国民党安心，利于抗日。”他强调：“我们的让步、退守、防御或停顿，不论是向同盟者或向敌人，都是当作整个革命政策的一部分看的，是联系于总的革命路线而当作不可缺少的一环看的，是当作曲线运动的一个片断看的。一句话，是积极的。”既指出应以积极态度全局眼光对待互助互让，也批评了那种以消极态度片面观点对待互助互让的错误倾向。

（二）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具有一致性。自日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中日民族斗争已逐渐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内的阶级斗争则已下降为次要矛盾。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与地位如何，毛泽东予以清晰回答。他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民族斗争中，阶级斗争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出现的，这种形式，表现了两者的一致性。一方面，阶级的政治经济要求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内以不破裂合作为条件；又一方面，一切阶级斗争的要求都应以民族斗争的需要（为着抗日）为出发点。”毛泽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统一战线中的统一性和独立性、民族斗争和阶级斗争，有机地并且辩证地统一起来了，即在谈合作的统一性时，不忘坚持阶级的独立性；同时在谈独立性时，又不忘坚持合作的统一性。

（三）“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不对的。所谓“一切经过统一战线”，这是王明机械搬用尚不完全了解中国抗战和统一战线实际的共产国际的口号。毛泽东说：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毛泽东根据共产党在处理同国民党的关系时所面临的各种复杂情况，精辟地概括出16字方针，即“先奏后斩、先斩后奏、斩而不奏、不斩不奏。”最后他告诫说：“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在这里，毛泽东又将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的原则性与处理国共两党关系时应有的灵活性，恰当而又巧妙地统一起来，从而坚决地纠正了“一切经过（或服从）统一战线”的并不符合中国国情和统一战线实际的错误口号。

会议重申了全党应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的方针，并把发展敌后游击战争作为党的军事战略的首要问题，同时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方针。为适应发展华中和华南的需要，全会决定撤销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

三、六届六中全会强调加强党的建设，发挥共产党员在抗日民族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

全会指出：党要负起领导这一伟大的抗日战争至胜利并建设新中国，其力量还远远不够，而且党内的错误倾向还需要彻底清除，党的作风还需要有很大改进，党的建设还需要更进一步加强。

毛泽东在全会的报告中，论述了加强党的建设的方方面面。其中：一是针对那种将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割裂的糊涂观念，论述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统一性。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因为只有为着保卫祖国而战才能打败侵略者，使民族得到解放。只有民族得到解放，才有使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得到解放的可能。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因此，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发挥其全部的积极性，英勇坚决地走上民族解放战争的战场，拿枪口瞄准日本侵略者。

二是鉴于抗日战争的长期性与艰难环境，以及共产党在抗战中的特殊重要地位，强调共产党员在民族战争中要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如共产党员在八路军和新四军中，应该成为英勇作战、执行命令、遵守纪律、政治工作和内部团结统一的模范；在和友党友军发生关系的时候，应该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坚持统一战线的纲领，成为实行抗战任务和诚心诚意协同工作的模范；在政府工作中应该是十分廉洁的模范，并且无论何时何地都应以个人利益服从于民族的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决纠正各种不良现象；还应是实事求是并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因为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完成确定的任务,只有远见卓识，才能不失前进的方向。

三是针对党所肩负的重大历史责任，强调在各方面应加强党的建设。这就是要重视党的干部的培养、爱护与使用，实行“任人唯贤”的干部路线，要严明党的纪律，重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另外还应制定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要发扬和扩大党内民主，高度地发挥党的领导机关、全体党员和干部的积极性，激发他们的创造能力和负责精神；要正确地开展当前的两条战线斗争，既反对在抗日问题上的右的悲观主义，也反对在统一战线等问题上的“左”的关门主义倾向与投降主义的合作，但必须实事求是，反对“乱戴帽子”；要重视理论联系实际的学习，反对教条主义，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另外，全党还须特别重视对战争与战略问题的研究。

毛泽东在全会上的报告及所通过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比较系统和深入地论述和强调了党的建设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加强党的建设的许多方面，如此认真地去做了，就能在全国人民中形成一个坚强的核心，成为争取抗战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最基本条件。

在抗日战争即将进入新的阶段的重大历史关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这次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次会议不但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新形势，规定了党在相持阶段的基本任务和紧急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而且基本上纠正了王明在统一战线中的右倾错误，使得全党在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上，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同时，还就加强党的建设做出诸多规定，号召以科学态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将其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这次大会还肯定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熟起来的一个主要标志。所有这些重大成果，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战争达到胜利，以及胜利之后继续领导人民夺取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