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叫吴仙鹤，生于奉贤泰日。1940年冬在上海金陵路一家牙科诊所当会计时，受淞沪游击队五支队一大队队长张席珍委派担任联络员，他介绍上海爱国青年投奔革命队伍，并在家乡组建了抗日队伍“守望队”，后归并于五支队。
1943年冬，五支队队长朱亚民突然派人秘密把我父亲召去，要求他在周浦设法为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办一个军粮储存转运及收集转送军事情报的联络站。当时，周浦有“小上海”之称，是交通重镇，同时也是日寇重点防范地区。日寇恐怖统治很嚣张，流氓地痞也乘机作恶。作为一个充满革命热血、积极主张抗日的年轻人，我父亲接受了设立军粮存储转运站的任务。
1944年春，周浦长丰米行正式开业。我父亲任经理，萧仁其任副经理。米行的存在既避免暴露存放运送军粮，也为存送枪支弹药和抗日活动提供了有效的掩护。然而好景不长，米行被当地流氓地痞盯上了，为敲诈勒索，他们竟向驻周浦日军守备队队长根岸告密：长丰米行是土匪行，吴仙鹤、萧仁其是游击队土匪，诽谤米行里的人白天伪装做生意，夜里和土匪头头朱亚民抢东西害百姓……告密当天下午日本人就包围了米行，把萧仁其等九人抓到守备队轮流上刑，萧仁其被揪着头撞墙直至昏倒，并因此造成终身残疾。米行内的大米也全部被查封。幸亏当天早上父亲因事去了浦西得以幸免，闻讯赶回周浦的父亲努力镇静下来，下决心一定要把长丰的店员和财产全部弄回来，不能辜负朱亚民支队长交办的“负责米行，办好联系站”的嘱托。
父亲开始四处活动，托遍亲朋好友，同时收集这帮流氓地痞在周浦恶行满满的证据，向日军提出申辩：“长丰米行不是土匪行，这纯属诬陷。”再加上亲朋好友的活动，被抓捕的店员们也拒不承认，因此日寇只好放人，并归还财产。
经过此险，父亲深感长丰米行的保护伞还不够大。恰巧此时伪周浦区区长的位置还没有人选，父亲权衡自己在当地的口碑及商界朋友关系，与萧仁其商量，认为利用合法身份为淞沪游击队第五支队收集情报、筹措军需是目前最好的办法，最安全的措施。经请示朱亚民，我父亲接受了伪周浦区区长的委任。有了合法的身份作掩护，果然情况大有好转，长丰米行不仅能安全地向支队提供周浦地区日军人数、装备、外出活动等情报，父亲还可以充分利用这个身份为新四军筹粮筹款。同年冬季，浦东支队通知父亲筹粮，朱亚民支队长为减轻父亲的社会压力，以筹集抗战粮的名义向一些国字头的伪镇长，写了措辞严厉的公文。而我父亲巧妙地运用暗示，促使伪镇长抓紧征收。上下呼应，最后筹粮一千五百石左右，并经三灶瓦屑村转运至新四军浙东司令部。父亲在伪区长任内，还利用职务合法身份，多次营救被捕的抗日志士。
父亲对革命坚定，对事业充满热情。新中国成立之后不久，父亲回到家乡务农，在土地改革运动中被村民推选为吴窑村（现资福村）村长，热心为乡亲办事。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中，我父亲响应上级政府的号召，动员组织农村有志青年报名参军，他不分白天黑夜，走门串户，充分利用村情、族情、亲情动员应征青年报名当兵。在他的动员下，吴窑村有24位年轻人，走向了保家卫国的战场。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在农村大办工业、振兴家乡经济热潮中，父亲当起了泰日公社（乡）联二大队（吴窑村）的工业生产发展业务员，充当农村与城市工商业之间的联络员。三五年的时间，在父亲努力下，上海皮鞋厂第一家在郊区农村创办国集联营企业终于在泰日乡落户，还有像上海新兴制革厂等一批国有企业与泰日乡、吴窑村协作联办定点生产，为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就业，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1990年7月17日父亲离世，终年79岁。不管在什么历史阶段，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他始终相信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共产党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