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从懂事起，家庭出身“地主”这两个“黑字”就像大石头压在我的心头。
我父亲是新中国第一代监狱警察。1967年初夏，10岁的我目睹父亲被五花大绑，戴着用白纸糊成的尖顶高帽子，脖子下挂着写有“阶级异己分子”的大牌子被人押着游街。父亲因“罪”诸多，发配到 “五七干校”劳动改造。1971年底，他经过政审后被“开除”，遣送回湘中老家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改造。母亲、我和哥哥也随着到农村“修地球”。
离开学校的那个寒风呼啸的深夜，我哭喊着：“我要读书！我要读书！”母亲流着泪说：“伢子，只怪你生错了人家啊！”我们被人“护送”到长沙后，踏上了回乡的火车。父亲因带着4只鸡（它们是全家今后赖以来活钱的“鸡屁股银行”），被列车员赶到闷罐子车上去了。到站后，我们站在漆黑的铁轨旁不见父亲踪影，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护送人员只好把我们安顿在车站仅有的一家小旅馆里。我们都担心父亲出事，忐忑不安地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第二天近中午时，父亲急匆匆赶来了，一家人悲喜交加。原来本是非常熟悉家乡的父亲竟然稀里糊涂提前一站下了车。我奶奶和小叔（本在省城工作被开除）、婶婶住在生产队一间孤零零立在山坡上只有10多平米的草屋里。我们一家四口无处落脚，就只好和他们挤住在一起。回乡不久就是农历春节了。除夕那天，父亲用遣返费买了一点肉，打了一斤烧酒，一大家子一起过了个年。
为了节省开支，我们从不用牙膏。因为口粮不够，很少吃干饭，常常把莴笋叶剁碎掺在少量的米里煮稀饭。我挑过沉重的石灰石，翻山渡水担过比人还高的茅蒿，在寒冷的水塘里挖过莲藕。其实，再苦再累都能忍受，就是社员们那乜斜的白眼里“地主崽子”的“潜台词”让人如坐针毡。
我曾帮山下那户人家的孩子做过数学题，他为了“报答”我，带我去离家20多里的石灰厂基建工地挖土方。这在当时是搞“副业”，是“资本主义尾巴”，绝对不能搞的。天寒地冻的隆冬，天还没有亮我们就带着锄头扁担箢箕偷偷上路了。早出晚归干了一个星期，我终于拿到了6.75元。这是我回乡挣的第一笔钱啊！我数了好几遍，小心翼翼地揣在衣兜里，心里充满了喜悦。当我把焐得热乎乎的票子和钢镚递到母亲手上时，母亲泪流满面。
邓小平复出后的1973年春，组织上经过反复考察，给父亲重新作了“开除留用察看”的结论，月薪由原来59.50元降至40元，“安排”到一座新组建的国营农场分场工作。农场急需用人，我在基建队当了木匠学徒工。
因为家庭出身，渴望读书的我不能上高中，当兵也没有资格，入团也要经过反复“考验”。那时填表格有一栏是“家庭出身”。望着这一栏我的心就发怵，往往把所有的栏目都填完了，才像做贼似的四下里瞟一瞟，确信周围无人“监视”时才极不情愿地飞快在空白处写上“地主”二字，赶紧把表格折好交上去。单位里一位“根正苗红”的女工看上我的为人和勤奋，主动跟我交了朋友，却招致了其父母、同事的非议，坚决反对她找个出身不好的“地主崽子”。后来，有政策说父母是国家干部的，家庭出身可以填写“革命干部”了，我沉重的心灵总算得到了一些慰藉。其实人们对这些所谓“革干”出身的人是心知肚明，早已烙上了难以磨灭的印记，仍然用一种异样眼光看待。
恢复高考那年，20岁的我报考了中专并被“初录”，结果比我考分还少的都去上学了，我却在“原地踏步”。农场负责招生的人同情而无奈地告诉我，没有录取是因为“政审”不过关。翌年，改革开放东风劲吹神州大地，党中央加大拨乱反正力度，深受鼓舞的我夜以继日复习功课，昂首挺胸走进了高考考场。赶上高校扩大招生好时机，已有5年工龄的我成了师专一名带薪大学生。
毕业后，我成了“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走上了教书育人的岗位。有着深厚监狱工作情愫的父亲希望子承父业，找到昔日老领导，把我调进了湘北一所比较偏僻的监狱，神圣的警服圆了我儿时的梦想。36岁那年，我光荣地站在鲜红党旗下庄严宣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极“左”阴霾被彻底驱散，再不以“出身”论英雄，所有表格中再也见不到“家庭出身”这一栏。这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将极大地调动人们发挥正能量的积极性。
别了，令人难忘的“家庭出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