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孕育和实践40年
改革开放走过了40个年头。秋高气爽的假日，外滩滨江，游人如织。浦西浦东的两方建筑群对峙着，在诉说历史。来自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人们，把镜头更多地对准的，是陆家嘴鳞次栉比的优美天际线。笔者曾供职文汇报社，1978年那年在圆明园路的报社社旧址楼顶大阳台，眺望浦东，所见的只是船厂、港区和居民点背后的一片农田。那时上海人的眼里，“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间房”，而如今的陆家嘴房价是那么的昂贵。40年的巨变，引来我的遐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如魔力般从地底下呼唤出那么大经济发展能量和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
记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描写过机器大生产的工业革命以后，生产方式对古老民族工业、对农业社会温情脉脉家庭关系的冲击，对世界市场的开拓，说过，“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我想，这是市场经济和技术革命的力量。看今朝，改革开放40年，我国走出“短缺经济”“票证经济”的困境，成功赶上和顺应世界兴盛的新技术革命步伐，经济总量进入世界第二，高铁、高速公路、跨江跨海大桥、隧道、城市地铁、居民住宅、办公楼、基础设施、生活消费品、家庭轿车、公民旅游等，以及无人机、人工智能运用、支付宝、网购等业态提升，都有日新月异的发展，一句话：市场经济同样喷薄出汹涌的力量。
这个力量的引来和迸发，邓小平功不可没。
市场经济，在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没有肯定的论述。马克思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预想了新社会的建构，计划的方式是重要的选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胜利，曾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的方式，他的实践时间较短，到后期，也感觉“市场、商品因素”的缺乏，开始实施“新经济政策”，说，革命党人要善于抓住链条，从一个环节稳稳地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当前环节“是活跃商业”。斯大林揭示了国家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之间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毛泽东在1959年的一次批注中说，“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因此，市场经济及其范畴，在正统的社会主义理论里是避开的东西。
邓小平的“开先河”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人民拥戴的领袖和战略家。改革开放的启动阶段，他已是74岁的老人。从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他对经济工作提出的构思和布局就极富创意和远见：
摒弃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1978年12月13日）；与来京汇报的、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谈，“搞特区，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4月），关于特区，后来很快发出中共中央79年50号文件加以实施；与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教授林达光谈话，说“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79年11月26日）；与日本前首相大平正方说，中国本世纪的目标是实现小康（1979年12月6日）。
其中，“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论述，以后理论界的评价为：直言“市场经济”，有社会主义理论“石破天惊”的创新意义。
战略家既有眼光、勇气和魄力，因为他设计的多项战略方案都与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有关；又有实施的策略，因为“市场经济”的构想一下子到干部群众，还是与传统理论有衔接的难度。所以，那个1979年“11.26”谈话，开始是内部的。
1984年，我党召开了十二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一个构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决定。这是一个很好的过渡。邓小平高度肯定这一决定，认为是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因为干部群众熟悉毛泽东的“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即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教导。
事实上，改革开放一启动，就有商品因素（其实质是市场经济因素）的发育。与老百姓关联最密切的有：价格“松动”了，议价出现，形成“价格双轨制”；市场流动了，“长途贩卖”“跑单帮”很需要，从原来被认为“投机倒把”，现被肯定了；农民活动的“自由度”提升了，自留地作物出售，从“资本主义的尾巴要割除”到被允许了。尤其是，生产的三大要素之一的“土地要素”，开始“苏醒”了。
1986年海南理论讨论会，专家提出“改革应以市场为取向”的思路。
1987年7月国务院特区办发出相关文件，决定采用土地批租方式。华裔日企孙氏集团1988年以2800万美元获上海虹桥26号地块。
这一期间，理论和实业界对上海发展有“北上（开发崇明）、南下（开发金山的杭州湾区）、东进（开发浦东）的三种方案设计。邓小平听取了姚依林关于此方面的汇报，肯定了浦东开发。1990年4月18日中央宣布，“浦东开发开放”启动。
1991年，关于市场经济的争议激烈起来了。有些有影响的报纸刊物，拘泥于传统理论，对“市场经济”的那些观点提出较为严厉的质疑和批评。
现在回顾这段争议的历史，可以清晰看到，邓小平关于市场经济的思路，一直是坚持的。在接见美国高级企业家代表团时，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发展”（1985年10月23日）；与中央几位领导谈话时说，“必须从理论上搞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社会主义也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也有计划控制”（1990年12月24日）。在上海过春节与上海领导谈话时说，“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这是市场经济的重要问题（1991年1月28日-2月18日）。尤其是，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强调了“发展才是硬道理”，再次重申他的有关市场经济的观点：“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提出社会主义本质的“五句话”。接着说，“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认为“允许看，但坚决地试”。就是对争议很敏感的股份制也说了明确意见。
我们知道，1979年“11.26”关于市场经济的论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开始没有收入，是1993年三卷出版后，二卷再版（1994年）时增补的，增补的还有关于发展生产力方面的论述。
遵照邓小平的嘱托，1992年6月9日，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与高级干部通气，提出我们党考虑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0月党的十四大正式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决定》。
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接过“接力棒”，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征途上，做出艰苦努力和取得卓著成效，推进了改革开放的事业。
习近平的“涉险滩”
改革开放的历史，走进了新时代。习近平作为党中央核心、全党的核心，也是人民拥戴的领袖和战略家，接过了“接力棒”。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为总书记。上任的一个月中，如围棋高手，下了四步棋子，显示战略思维：与当任政治局常委一起参观国家博物馆的《复兴之路》展览，思接千载追寻中国梦(2012年11月29日）；赴深圳，走邓小平南方谈话走过的几个点，在莲花山邓小平铜像前再展宏图，激荡改革潮（2012年12月7日）；在纪念“八二宪法”颁行30周年大会上，重申依宪治国、依法执政，塑造法治魂（2012年12月4日上午）；决定并力行八项规定，以上率下言出必果，坚守“群众路线”生命线（2012年12月4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
十八大以后的主题性中央全会，依据这个战略思维，将战略思维与战略实践相吻合，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其中，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与邓小平开创的，江泽民、胡锦涛继承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一脉相承，与时俱进，有新的创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显示了力度：全会设计的改革总目标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改革的核心问题确定为“处理市场与政府关系”；理论创新则是，将以前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提升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即进一步加大市场配置各种资源、要素的权重。
同时，全会提出改革要求：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尤其是提出，要降低进入市场的“门槛”，也就是探索和完善国际上在实施的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由上海自贸区来先行先试；还要求，凡是能够以市场机制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一律取消审批，十八大以来取消行政审批有三分之一强；对于人们委托的公权力来说，推行地方各级政府及其工作部门权力清单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改革中好吃的肉吃得差不多了，剩下的都是“硬骨头”，需要我们敢涉险滩、敢啃“硬骨头”。中央以“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子过河”相结合的方式，对336项改革制订了“路线图”“时间表”“施工图”，要求深入实施，落实落细。
十九大最重要成果是确定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思想深刻、内涵丰富。在经济工作方面，主要是强调七个坚持：坚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保证我国经济沿着正确方向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之中；坚持适应把握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立足大局，把握规律；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坚决扫除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坚持适应我国经济发展主要矛盾变化，完善宏观调控，相机抉择，开准药方，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坚持正确工作策略和方法，稳中求进，保持战略定力，坚持底线思维，一步一个脚印向前迈进。
中央权威方面所概括的这七条，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都有相关性。尤其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要求、“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作为经济工作的主线”的要求、“坚持问题导向部署经济发展新战略”，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步的关键点。
比如，“供给侧改革为主线”的要求，反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市场经济总体运行的思考。市场有“需求”和“供给”的一对矛盾。一般认为，“有需求”就有“供给”，市场经济是“需求经济”，这是一方面的道理。其实“供给”也有其主动面，供给会创造需求。中国目前结构性问题，即中低端的产业占面较多，引起这方面产业的产能过剩、产品积压，而中高档的产业发展不足，引起中上段产品供给不足。习近平说，“经济建设面临‘四降一升’，即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下降、经济风险概率上升，这些问题的主要矛盾不是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供给结构错配问题严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供给和需求两侧都有，但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从生产端入手”（《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从国际视野来说，这都是在市场经济领域的创造性思维，由此形成我国经济推进的诸如“三去一降一补”（即去产能、去压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的战略思路和举措，值得我们深入去理解、领会。
又比如，关于习近平总书记一再强调“问题导向”的引领。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一柄“双刃剑”，优点突出，短处也挑战不小。据中央党校副校长王东京教授解析，市场经济的本质特性，可以概括为“三个假设、三个原则”，即“经济人假设、利益最大化原则”；“产权清晰假设、等价交换原则”；“契约合同假设、供求原则”。笔者解析其中的优缺点。长处和优点：崇尚追求现实利益并落实到法人、自然人；崇尚权责利相称且清楚、公平公开公正；崇尚自主自愿自选，崇尚机会成本和收入、边际成本和收入的最大化。而挑战和缺点则是：打开了追求欲望和私欲的大门；忽视道德、社会、政治等其他重要原则，若此原则渗透到道德社会政治领域，会滋生很大负面问题；影响崇尚劳动价值、劳动致富，刺激滋长“一夜暴富”心态。
所以，在市场经济的运行过程中，弘扬正能量，就是发扬市场的长处，同时遏制负能量，压制它的短处。我们党从改革开放以来、尤其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五位一体”的理念、战略和政策、策略，包括“五个发展理念”、建设法治社会、弘扬核心价值观、社会建设的共建共治共享、建设生态文明、建设良好的政治生态等，都是弘扬正能量的要求；而坚决反对党内腐败、整治社会风气的要求，则是压制市场经济负面问题的滋生。
综上所述，我们深信，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全国人民同心同德、砥砺前行，我们一定能达到两个百年的宏伟目标。
（作者为上海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上海市十九大精神讲师团成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