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辱使命 发展华中

　　今年11月24日是刘少奇同志诞辰120周年。80年前的1938年11月23日，也就是在刘少奇同志40周岁生日到来时，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以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告别延安，踏上了领导华中抗战的新征程。1942年3月19日，刘少奇奉党中央之命，从苏北抗日根据地出发，经过9个月的长途跋涉，穿越敌人103道封锁线，于12月30日安全回到延安。
4年时间里，华中抗战局面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纪念刘少奇诞辰120周年之际，重温他当年关于华中抗战的精辟论述，回首他带领华中军民英勇抗战的业绩，一种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情怀不禁油然而生。

打破精神枷锁，敢于反击磨擦

华中地区位于江淮河汉之间，在抗战初期曾是我党我军力量十分薄弱的地区。造成这样的局面，固然有诸多的客观因素，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是在王明右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下，这里的党组织和新四军指战员听不到党中央的正确声音，在思想上囿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限制，在行动上畏难退让，缺乏抗争精神。1940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在华北掀起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把反共磨擦的重点由华北移向华中。苏北的韩德勤、皖中的李品仙等顽固派立即调兵遣将，对这里的新四军各部发动进攻。

正是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刘少奇来到了豫皖苏地区和淮河两岸。他并未给新四军游击支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带来一兵一卒，他所做的工作不外乎开会、谈话和调查研究，可是，他把党中央的正确声音告诉了大家，把应该采取的方针政策和斗争方法告诉了大家。最出名的、已载入史册的是他主持召开的三次中原局干部会议。对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问题，他形象地指出：要革命、要抗日必须有个“家”，这个“家”就是抗日根据地。我们要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自己筹粮筹款，就不用向人家讨饭吃了。对于发展抗日武装的问题，他明确地指出：“精兵主义”不是党中央的方针。我们要独立自主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就要放手扩大抗日力量，为抗日招兵买马有什么不好？对于干部党员特别是新四军指战员对反磨擦斗争的模糊认识，他更是从理论的高度进行了拨乱反正。他强调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包括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磨擦和斗争。我们决不能只用让步的办法，必须进行适当的斗争，必须利用与设法造成一种客观形势去逼迫对方，才能使这种合作继续保持与巩固。

党中央的正确方针政策使干部党员和新四军指战员顿时摆脱了精神枷锁，以往那种“寄人篱下”、因屡受挫折而产生的抑郁畏难情绪一扫而光。华中由此拉开了“在三角斗争中来建立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的大幕。

确立突击方向，江淮之滨安家

抗战初期，我党我军在华中敌后活动的部队主要有：在淮河以南活动的新四军第4、第5支队，在豫皖苏地区活动的新四军游击支队，从山东南下到徐淮地区的八路军苏鲁豫支队、八路军陇海南进游击支队。由于部队来自各方，指挥系统不一，所以各有各的行动计划和发展目标，而从整体上说，并没有统一的发展方向和行动计划。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改变，党中央赋于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是不可能实现的。

刘少奇从调查研究华中敌友我情况着手，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破解这个难题。他指出，党中央的战略意图是向东发展，而新四军4支队、5支队和游击支队都背靠国民党控制区，如果向西发展，势必同国民党第五、第一战区发生冲突，既无优势可言，也不易取得中间势力同情。而江苏的北部全属敌后，有广大地带可供开辟回旋。国民党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欺压百姓，不得人心。我军东进苏北不仅能得到人民欢迎，而且可以得到山东八路军的策应和援助。他由此得出了“有大发展希望的地区是在江苏北部”的科学论断，并向党中央建议：“这是我们的突击方向，应集中最大力量向这方面发展。”

在突击方向确立后，刘少奇又不失时机地向党中央提出了从华北抽调八路军主力“来华中作战”的建议，并强调指出，仅靠华中现有力量是不能解决苏北的任务，而一旦错失机遇，今后的形势将更加困难。党中央高度重视刘少奇的建议，决定派遣黄克诚率八路军第2纵队两个旅南下华中，从而极大改变了华中敌顽我力量的对比。在八路军主力到达华中后，刘少奇又下令黄克诚率八路军第5纵队继续东进南下，突破韩德勤后方防线，从战略上造成南北夹击之势，保证了黄桥战役的胜利，并最终完成了党中央赋予的开辟华中抗日战场、在江淮之滨安家的战略任务。

团结各方力量，营造政治优势

刘少奇来到华中后立即把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作为总任务提上了日程。1940年2月7日，中共中央中原局发出《关于建立苏北、皖东根据地的指示》，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及党的组织，在苏北及皖东北目前的总任务，是争取该地区成立党所领导下的抗日反奸的根据地”，强调“争取政权组织与发动民众，建立和发展地方党，肃清汉奸、打破投降派与顽固派对我们的障碍，都是实现这个任务的必要条件”。在他的指导下，皖东和皖东北地区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

黄桥战役胜利后，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从皖东抗日根据地转移到苏北抗日根据地。此时，新四军、八路军已在苏北取得了军事上的优势，苏中抗日根据地已建立了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11月7日，刘少奇偕黄克诚抵达海安镇，与陈毅、粟裕等人一起研究苏北形势。刘少奇指出，在苏北局面已经打开、新四军已经取得军事优势的形势下，要抓紧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而取得政治上的优势。在韩德勤坚持反共立场、拒不承认我们的情况下，我们应采取参政会的形式，建立得到社会各界认可的抗日政权，而不必期待国民党方面的承认和委派。我们要继续团结地方实力派及各界人士，把他们吸收到参政会中来，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随后，在刘少奇指导下，苏北临时参政会在海安召开。它参照国民参政会的章程，由党政军各方推荐，聘定了参政员。出席会议的有全省14个县的388名代表，包括了各党派和各阶层爱国人士。会议选举著名爱国老人韩国钧为苏北临时参政会名誉会长，还决定将原通如靖泰临时行政委员会改称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作为参政会下属的行政机构，选举管文蔚为主任。

苏北临时参政会召开后，华中抗日民主政权建设进入了大发展时期。为了指导政权建设工作，刘少奇在中原局宣传部主办的刊物《江淮》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抗日民主政权》的文章，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抗日民主政权的性质、任务和组织原则。他指出：“我们在敌后所要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这种政权应该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高形式。”他在强调抗日民主政权的作用时指出：“没有这种政权的建立，没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大巩固和扩大，不实行民主政治，抗日战争是不能胜利的。”这些重要的理论阐述，使社会各界人士了解共产党的主张，让党的方针政策武装了干部党员的头脑，保证了华中抗日民主政权的健康发展。

盐城重建军部，加强党的领导

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冷静地权衡利弊，向党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全面反攻、在军事上暂时不实行反攻的重要建议。“如此我在政治上有利，在军事上稳健，可能使蒋、何在半年至一年内，不敢再向华中进攻，使我能巩固华中阵地，以待变化。”这个冷静的、从实际出发的建议，对中共中央作出处理皖南事变的决策起到了重大作用。

新四军在盐城重建了军部后，刘少奇任新四军政委兼军分会书记。为了深刻总结和吸取皖南事变的经验教训，在刘少奇主持下，相继召开了华中局高干会议和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把建军工作作为“第一步的工作”，而政治建军又是重中之重，其核心是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程度。

在军分会扩大会议讨论部队党的建设的问题时，刘少奇指出：“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这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了，为了提高我们部队的党性，我想这一条非加进去不可……因为我们部队是共产党组织和教育出来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来执行党的任务的。人民一看这部队就知道是共产党公开的代表。它的所作所为，它的作风，它对待帝国主义、对待友军、对待人民各方面的态度，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党的军队。就是说，这部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部队，有它的特性，所谓优良传统，就是这特殊的本质。”

军分会扩大会议号召把新四军建成正规化的军队，并对正规化建设提出了5条基本要求，即：保证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有高度的军事素养和坚强的战斗力；有模范的军事纪律和群众纪律；有统一的编制、制度和科学的组织分工；有充满革命热情、富有朝气的工作作风和先声夺人的革命气概。

新四军军分会扩大会议的精神迅速地贯彻落实到全军。在政治方面，普遍恢复了政治委员制度，强化政治工作机关，加强党组织建设；在军事方面，加强军事教育和训练，统一编制和制度，努力办好“抗大”，培训军政干部，从而使新四军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擘画华中蓝图，打下胜利基础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中国的抗日战争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战场成为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在国际形势巨变之际，刘少奇接到党中央的电报，要他返回延安工作。而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很多负责人却不情愿刘少奇返回延安，因为他们深深感到华中离不开刘少奇。但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仍然坚持刘少奇必须回延安工作，只同意他可以缓期动身。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七大大约还需等半年才开，甚望你能到会。请你与陈饶各同志商，能否在两三个月内帮助他们解决一些问题，两三月后动身来延参加七大。”这就促成了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的召开。

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是一次长达45天的历史盛会。它以总结华中三年工作、擘画华中今后蓝图、确定华中工作方针任务等诸多重要内容而载入史册。会上，刘少奇代表华中局作了《目前形势，我党我军在华中三年工作的基本总结及今后任务》的报告，会议确定了今后华中党组织和新四军的总任务是：“继续坚持华中敌后抗战，完全巩固各根据地，加强与聚集力量，以便在适当的时机反攻敌人，争取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与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同时，会议还相应提出了巩固抗日根据地的九项具体任务。

这个会议的召开，进一步统一了华中全党全军的思想和认识，明确了华中在抗战后期的各项大政方针。

临行之际，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告诫：“一切共产党员，不论他站在任何工作岗位，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均必须经常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的每一个实际利益而奋斗。不代表群众利益，不爱护群众的利益，不关心群众的疾苦，不为解除群众疾苦而服务，用漠不关心、官僚主义的态度对待群众切身利益与疾苦的问题，那就不是共产党员。”刘少奇虽然离开华中，但继续担负着指挥华中敌后抗战的重任，并和华中军民一道迎来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