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大力量板块与三大冲突

近半个世纪以来，世界格局的变化朝着“多端、复杂”的方向发展。很有点像宇宙大爆炸的格局：前进的方向不是线性的，而是膨胀式的，朝着四面八方而去的。这使我们理解今天的世界格局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过去的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今的现实。从长远战略角度来看，美国必然会把中国视为其长期的、甚至是惟一的对手和“敌人”。但是特朗普上台引入了一些新的因素。“特朗普的敌人”与“美国的敌人”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和条件下，有时不一定会完全重合。

事实上，特朗普的上台，使美国国内外分裂成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和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力量，与二战前夕非常类似。代表着反对全球化的产业资本而当选上台的特朗普，正在发起一场以“美国优先”为旗号的“反全球化”攻势。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是其中的一环。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在特朗普四年任期内，他所领导的美国究竟是以“反全球化”为首要任务，还是以“遏制中国崛起”为主要目标。这将决定“特朗普的美国”是否视中国为最主要的敌人。

从目前世界形成的四大力量板块（以特朗普为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力量板块、跨国金融资本力量板块、伊斯兰世界力量板块和正在复兴中的中国力量板块）所引发的三大冲突（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冲突以及崛起的中国与守成大国美国之间的冲突）来看，中美贸易战或并非当今世界的首要矛盾和冲突。首要矛盾和冲突当属特朗普领导的反全球化的美国产业资本与支持全球化的跨国金融资本。我们需要争取的，恰恰是特朗普任期的四年或八年中，为我国的崛起争取一个宝贵的、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很有可能是转瞬即逝的战略机遇。

全球化从“幸福”走向“痛苦”，形成西方内部的分裂而形成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

1990年美国总统老布什宣布要“建立国际新秩序”时，正是美国主导的全球化达到历史高峰的时期。“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在他的一部《世界往何处去？》的书中，将全球化从1985年伊始，分为“幸福的全球化”、到2001年开始“痛苦的全球化”和2015～2016年最终进入“危机和束手无策的全球化”三个阶段。今天，全球化正在导致美国内部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分化成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

要理解美国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的利益分道扬镳，我们不仅要认识全球化，同时也要认识全球化的各个不同的阶段、全球化对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在不同阶段带来的不同结果；特别需要认识的，是从美国国家的角度来看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之间存在着的本质差异。以军工联合体为代表的产业资本基本上是以美国国家为主要载体，两者的强盛或衰落密切相联。尽管产业资本也曾通过全球化而牟取暴利，但随着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出现和崛起，特别是因中国的工业化进程使中国产业从低端开始朝着中、高端发展时，美国产业资本遭到来自中国的强有力的竞争而节节败退。以金融资本为首的跨国财团的主要特征则是“跨国”。所谓“跨国”，主要是指国际金融财团通过相互参股、联姻、建立各类基金会，特别是在金融投机机会来临时的共同合作买卖、做空做多，使得他们之间的利益已经完全融为一体，形成一股强大的、实力远远超过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金融投机资本。金融资本的跨国性质，使美国国家利益与跨国金融资本自身的利益已经不再完全吻合。其中最突出之处，就是当美国国家与产业资本因全球化而面临困境时，跨国金融资本却依然从全球化中获利。因此，在理解美国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之间的关系时，一定要看清，前者与美国息息相关，而后者则早已超越美国，成为一个高踞世界各国包括美国在内的、庞大的、无形的跨国界利益集团。

从1985年开始的“幸福的全球化”阶段，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都从全球化中获利：市场越来越大、劳动力价格越来越低廉、财富迅速积累、贫困现象日渐压缩、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技术革命正在爆发、 苏联崩溃、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网络将全球化进一步加速发展……这时，国家之间的地缘政治战略开始变得无足轻重，全球化才是惟一的核心战略。只有拥抱全球化的国家，才能出现经济奇迹。

从2001年始，全球化开始转向“痛苦”。所谓“痛苦的全球化”，主要是指广大的中产阶级和底层劳动阶层从全球化中收获的已经不再是利润而是痛苦。与此同时，产业资本也在来自新兴国家的激烈竞争中败下阵来，也开始失去利润而仅剩“痛苦”……

产业资本的赢利方式主要是通过产品，而金融资本则主要是债务。产品需要劳动力来生产；全球化虽然能够使产品突破国界，但生产产品的劳动者却始终是有国界的。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劳动阶层是有国界的，事实上产业资本也是有国界的。一件商品如果是在美国生产的话，将意味着美国企业将重新获得利润而劳动阶层将重新找到工作。因此，对于美国产业资本和劳动阶层以及部分中产阶级，特朗普的“美国优先”和“制造业回归美国”是有着实质意义的,是对全球化的“逆转”。

然而，金融资本却是跨国界的。金融资本对利润的追逐也同样是没有国界的。只要能获利，资本并不理会钱是从哪个国家挣的。全球化使资本和劳动都能够自由流通。当一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的时候，金融资本可以投资寻求利润；而一家同类产品的美国企业因为与中国竞争失败而倒闭，不得不将企业迁往中国生产时，金融资本照样能够投资赚钱，甚至会因为劳动力成本的降低而利润增多；而失败的则是美国企业和在这家企业中工作的劳动阶层。西方产业向外迁移、特别是向中国迁移，从本世纪初开始成为一个普遍现象。这样一来，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共享的“幸福的全球化”，对于产业资本而言，迅速演变为“痛苦的全球化”。于是，两者在全球化问题上出现了利益的尖锐对立。特别是到2008年，由于金融资本的过度贪婪而造成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而后果却要产业资本来共同承担，更是使双方形同水火。于是，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和跨国金融资本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及其在全球化问题上的激烈冲突，逐渐露出水面。

正是在这个阶段，西方主要大国内部的极右翼政治势力都出现了迅猛的上升趋势。这是西方各国民族产业资本在政治领域里推出的“代言人”。这些得到西方劳动阶层普遍支持的政党往往被视为“极右翼”是有着一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的。历史上西方的极右翼势力的主要政治纲领就是排外、反犹；而金融资本内部也确实存在着比例相当大的犹太裔。因此很多反金融资本的力量往往被认为就是反犹。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的金融资本已经在西方内部形成两大对立的力量板块。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这两大力量板块的对立而爆发的。
挣扎在困境中的伊斯兰世界和复兴中的中国已形成另外两大力量板块

伊斯兰世界也正在形成当今世界的一大力量板块。借用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名著《文明的冲突》中的理论，世界存在着一条“伊斯兰冲突线”，即沿着伊斯兰国家的边缘正在发生着种种冲突。但事实上伊斯兰势力并没有仅仅中止于国界，而是已经深深地渗透到世界各国内部；而且伊斯兰世界内部也正在分裂成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分支，并正在产生激烈的冲突。而部分伊斯兰势力正在某些隐秘的外部势力的支持或鼓动下趋于极端化，形成威胁全世界的恐怖主义。伊斯兰恐怖主义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课题。可以肯定的是，伊斯兰作为一股强大的力量板块，正在形成与非伊斯兰世界的巨大摩擦，特别是与基督教的西方和犹太教的以色列。

毫无疑问，正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事业的中国自然是当今世界的另外一大力量板块。

因此，当今世界已经形成四大力量板块。

三大冲突：中国并非矛盾的中心

从中国、美国（西方）产业资本、跨国金融资本和伊斯兰势力这四大力量板块的交集中，我们可以看出有六大因素正在对今天的世界格局产生着重要的影响：除了传统地缘政治战略和意识形态因素之外，其他还包括经济竞争因素、宗教因素、金融因素、伊斯兰教因素以及全球性挑战（如气候变化、传染性疾病、饥饿、冲突仲裁等）因素。

从这些因素出发来观察四大力量板块之间的互动和争斗，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今世界正在形成三大冲突焦点：美国（西方）内部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冲突、伊斯兰世界与非伊斯兰世界之间的冲突以及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冲突。而这些冲突的一个核心标志就是全球化：几乎任何影响世界格局的因素都与全球化直接或间接相关。

从这三大冲突中我们可以看出，伊斯兰问题不是当今世界的主要矛盾。伊斯兰问题在“911事件”之后的一段时间内曾一度是世界的矛盾核心，将美国和整个西方的注意力都吸引过去，无意中为中国争取到了十几年的发展机遇。但今天伊斯兰问题已经不再是矛盾的中心。只是在全球化进程中以伊斯兰难民和移民问题冲击着特朗普的“反全球化”战略……
而中国与“特朗普之美国”的冲突，特别是目前正在激烈进行之中的贸易战，同样也并非当今世界最主要的矛盾。世界目前（至少在特朗普任期内即三至八年）最主要的矛盾焦点，无疑是正代表着美国产业资本而向跨国金融资本发动以“反全球化”战略为标志的全面进攻的特朗普。特朗普在上述四大力量板块中，所代表的主要只是美国产业资本（以及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遭到损害的劳动阶层和部分中产阶级）；而他的主要对手“跨国金融资本”（目前正以欧洲为大本营）则 “挟天子而令诸侯”：“天子”就是反对特朗普的那部分美国，而“诸侯”则是支持全球化的力量，包括欧洲、中国和日本等。所以，“特朗普的美国”与“跨国金融资本”的争斗，才是今天三大冲突中的首要冲突。也可以认为，是美国的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之间的争斗。而争斗的核心，就是要继续进行全球化，还是要中止全球化进程。只要我们用全球化这个纲来衡量特朗普的行为，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在意识形态、地缘战略、经济、宗教、金融以及人类面临的全球化挑战等各个影响国际关系格局的因素中，以全球化划线：凡支持全球化的，都是特朗普打击的对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朗普也支持全球化，不过是符合美国利益的全球化。这是对全球化的性质完全不理解的说法。全球化主要要求的就是世界所有国家实现人员、商品和资本的自由流通，而要实现这一自由流通，就必须有相应的国际法规来构筑一个框架，有相应的国际组织来执行这些法规，就必须要求每个国家都出让一部分国家主权，来共同构建全球化的“国际社会”。特朗普坚决反对这种做法。他需要和正在做的，是与一个一个的国家签订双边贸易协定，当然是有利于美国的双边协定；并由美国独自来保证协议得到遵守和执行。特朗普需要的不是商品、人员和资本的全球自由流通，而是美国与A国、与B国、与C国等等的双边的自由流通。这不叫全球化，这叫美国霸权主导下的双边贸易。正因为特朗普的这种方案损害了所有其他国家的利益，所以才遭到几乎全球的反对。

警惕特朗普铤而走险……

美国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到底将是特朗普的“滑铁卢”还是“诺曼底登陆”，我们拭目以待。如果特朗普输了，他将被缚住手脚，甚至有可能被弹劾。但如果特朗普赢了，我们可以预计特朗普代表的美国产业资本与跨国金融资本的斗争将立即会趋于激化。美国将进一步陷于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之中，美欧矛盾以及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矛盾（包括中国在内）必然会进一步趋于恶化。

对于中国而言，既然我们并不在漩涡的中心（只需看一看美国媒体甚少把中美贸易战放在头条即可知道），我们对付特朗普的最佳上策莫过于冷静观察、守住底线、打一场贸易持久战，静候其变。与此同时，对外借机进一步推动全球化的4.0版——中国的一带一路，改变中国过度依赖对美贸易的处境；对内则深化改革、理顺各大关系，发展内需，进一步落实“中国2025计划”，为中国复兴稳扎稳打……

但最危险的，莫过于特朗普在既无法打赢对华贸易战、又无法摆脱跨国金融资本对他的攻击时，便有可能为寻找能够使西方内部两大力量板块利益趋于一致的出路。法国《论坛报》不久前的一篇题为《明天，将发动一场对伊朗的战争？》的文章中所指出的那样，特朗普与朝鲜几乎是无条件和解的潜台词，很有可能是对伊朗的战争。伊朗是伊斯兰世界中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伊朗不仅有着非常辉煌的历史，而且今天也是伊斯兰世界中的什叶派的最主要的国家。伊朗是伊斯兰世界中实际上在现代化道路上走得最远，实力也最强大，而且一度还一脚踏上了核门槛。美国向伊朗提出的根本就是不可能谈判的“投降宣言”，而且特朗普政府内主导对伊朗政策的都是超强硬派。事实上正在逼伊朗走向战争，而战争对于美国军工联合体和金融资本而言，是两者利益合流的契机。对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
（作者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福建东南卫视《中国正在说》节目主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