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父严父： 女儿眼中的焦裕禄

　　焦裕禄虽已经离开我们50多年，但其精神不仅没有因为岁月的磨砺而有丝毫褪色，反而历久弥新，感动和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生活中的焦裕禄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焦家有什么样的家规家风？笔者在朋友的介绍下，联系上了已经退休多年、极少接受采访的焦裕禄大女儿焦守凤。父亲去世时她已经18岁，她回忆了很多自己亲历的往事。

多才多艺的焦裕禄

透过河南开封市古城大梁门附近的车流，看到对面胡同口站着一位灰白短发、微胖，看起来跟当地普通老太太没什么两样的大妈——她就是焦裕禄的长女焦守凤。

跟着老人穿过小胡同，走进她家那个破旧的小院，我们才理解她平时为什么不愿意接受采访：“父亲病逝后的1965年年底，我调到市总工会工作就住在这里。半个多世纪过去，屋子老了，漏雨反复修也修不好，我不想让人拿这事做文章。这辈子我住过两个小院，一个在开封，一个在兰考；一个过日子，一个装着回忆……

焦守凤生于1945年，由于她是家中的长女，需要帮助父母照看弟妹，所以一直跟父母生活在一起。她对笔者说：“二妹守云一直生活在老家，到了读书年龄，父母才把她接到身边，另外4个弟妹基本上是我带大的。”

焦裕禄，山东淄博博山县北崮山村人，1945年参加革命。新中国成立后，焦裕禄被安排到河南洛阳矿山机器厂工作时，焦守凤已经有了记忆，“在我七八岁时，父亲作为优秀人才，被选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两年，后来又到大连起重机厂当实习车间主任两年，再回到洛矿就当了车间主任。”焦守凤说，作为家中的长女，那几年她既要帮妈妈照顾家庭，又要带弟妹，虽然很辛苦，却也是少年时最幸福的时光。

“父亲工作非常忙，但回到家就会帮母亲做各种家务，还不止一次地说‘小凤是个好孩子，如果不是你给妈妈当帮手，妈妈根本忙不过来，我也不可能安心工作。’”说到这里，焦守凤露出骄傲的笑容。

有一次，焦裕禄不知从哪弄来一只口琴，回到家吹给儿女们听。“当时我很震惊，没想到一向很严肃的父亲还会乐器。”母亲却半开玩笑地告诉焦守凤：“可别小看了你爸，小时候为了生计，他专门跟着草台演出班子学过乐器和表演，能文能武，后来在部队南下工作队的时候，他靠着会拉一手好二胡进了文工团，歌也唱得好，还在当时仅次于《白毛女》的大型歌剧《血泪仇》中担任过男一号呐！”

焦守凤告诉记者，别人只知道焦裕禄，其实她的母亲徐俊雅不仅文化程度比父亲高，特别开明，而且她也是1949年参加工作的老干部，还曾出任过兰考县分管财政的常务副县长。“我还亲眼看到过父亲跳舞，”焦守凤说。他们家还在洛矿时，有次母亲有事让她到厂里去找父亲，不料正撞见父亲跟一些人在大树下面学跳舞。

“懵懂的我忘了找父亲有事，哭着就跑回家向母亲告状，说父亲跟个女的搂搂抱抱。母亲却笑着告诉我，说因为当时洛矿有不少机器设备是苏联援助的，还来了不少苏联专家，他们喜欢跳舞，父亲学跳舞是为了跟苏联专家搞好关系，多学俄语和技术，让我小孩子家不要多管闲事。”直到后来，父亲有时在家也拉着母亲练舞，焦守凤才慢慢放下这事。

“遗憾的是，母亲说父亲是很好的男中音，但我一直没听他唱过歌。直到前些年，我二妹守云的儿子余音成为一名男中音专业歌唱演员后，我觉得他的声音似曾相识，却总想不起在哪里听过，但我母亲一下子就听了出来，‘这孩子遗传了他外公的嗓子。’”

“母亲非常爱父亲，”焦守凤说。在她的记忆中，母亲常常这样说，“你们姐弟六人，没有一个比得上你们的父亲。除了相貌堂堂，你们的父亲还有三个特点：一是忠诚，二是聪明，三是刻苦。你们一辈子都要向他学……”

慈父严父定“家规”

“父亲是大高个，确实长得非常英俊，”焦守凤回忆，“李雪健在电影《焦裕禄》中将父亲的形象塑造得感天动地，可是我和母亲都认为，从形象上来说他比不上我父亲。”

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峨嵋电影制片厂筹拍电影《焦裕禄》，著名演员李雪健出演焦裕禄。为演好这个角色，李雪健到兰考体验生活，并多次前往焦家探访。“李雪健第一次到我家时，听说由他演焦裕禄，我妈打量了一下就说：‘这不是老焦，老焦哪是长成这样的呀？’”焦守凤甚至哭了：“爸爸比他高，比他英俊好看。”

据说这事当年对李雪健打击很大，因为当时他刚演完《渴望》，正如日中天火得一塌糊涂。“但后来李雪健凭他精湛的演技，生动诠释了父亲的形象，我们都非常感激他。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在焦守凤的眼里，父亲不仅人长得帅、多才多艺，而且是位慈父：“父亲调到兰考工作时，就染上了肝病。听老中医说红糖可以养肝，母亲就千方百计买来红糖。”有一次焦裕禄下乡回来，看着面色蜡黄，疲惫不堪的丈夫，徐俊雅心痛不已，就做了一碗浓稠的大米稀饭，并在里面放了一些红糖。

那时候兰考人主要以地瓜干、高粱等粗粮为食，大米很稀罕，红糖更少见。所以焦守凤和几个年龄小一点的弟妹，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诱人的红糖稀饭。母亲见状，就准备将几个孩子引开，但被父亲制止了。焦裕禄用筷子挑起一团团稠稀饭，挨个往孩子们的嘴巴里喂，一边喂一边慈爱地看着他们吃下去。“爸爸也喂了我一口。我本不想吃，但他严肃地对我使了个眼色，意思是你是大姐，要带头。我只好含着眼泪吃了……”焦守凤说，“后来生活条件是好了，但在我心里，永远是瞧着父亲慈爱目光吃的那一口红糖稀饭最香甜。”

一碗稠稀饭去掉六大团已经所剩无几，焦裕禄吃到嘴的比孩子们多不了多少。但他刚吃上嘴，忽然想起一件事来：“这大米和糖是哪来的？”徐俊雅只好实话实说：“是县委考虑你的身体不好，特地照顾，让我找商业局批条子买的，大米只有20斤，红糖3斤。”焦裕禄非常认真地对妻子说：“我们是从旧社会走过来的，什么苦没吃过？要说照顾，我们不是最需要照顾的。以后咱们不能吃了，把剩下的大米送给县里新分配来的两个南方大学生。”

“父亲对我们爱归爱，要求归要求，严格起来，毫不含糊。要说我们焦家的家规，其实父亲也没有具体交代过，但肯定是有的，我们总结起来，主要有三条：第一是必须热爱劳动，不能不劳而获；第二是必须艰苦朴素，不能比吃穿，只能比进步；第三就是领导干部的孩子不能搞特殊化。”

2012年，电视连续剧《焦裕禄》播出后，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其主题曲令人印象十分深刻：“天上一颗星，地下一个丁，好男儿要有担当……”这歌词其实是焦家姐弟集体创作的，这句歌词来自焦裕禄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

电视剧《焦裕禄》筹拍时，就有很多名家主动提出要为该剧创作主题曲的歌词。“但我们姐弟几个都觉得，那些‘高大上’的歌词都不太像是在写自己的父亲。”最后，姐弟几个根据自己对父亲的理解，写下了歌词《喊了一声娘》，特别接地气，受到广泛好评。

焦家儿女要有样

1963年夏天，焦守凤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加上弟妹多，她打算参加工作。县委办公室知道这事后找到焦裕禄，说正好缺一名打字员，要安排焦守凤去。焦裕禄坚决不同意：“我的女儿刚出校门就进机关，别人的孩子也行吗？”

回到家里，他对焦守凤和孩子们郑重地说：“正因为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才不能搞特殊化。别人都可以靠自己就业，为什么你们不行？”在父亲的建议下，焦守凤去酱菜厂当了一名普通工人。

酱菜厂的活又脏又累，每天就是切萝卜、切白菜、切辣椒……切完了腌，腌好了还要挑着担子上街去卖。“切了半天辣椒后，手火辣辣地疼半夜，觉都没法睡。特别是当时我正十八九岁，总觉得自己是县委书记的女儿，就这样挑着担子到街上四处吆喝着卖菜，太没有面子。”

焦守凤哭过、闹过，但焦裕禄只认一个理：“别人能干，你为什么不能干？”他批评女儿感觉卖菜没面子是“小资产阶级思想”在作怪，然后几次陪着女儿上街卖菜，一边卖一边教女儿如何挑担子、如何吆喝，直到焦守凤慢慢适应。

“说实话，虽然我慢慢适应了，但当时并没有真正理解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作为县委书记，他只要不表态，别人就会替我安排一份体面的工作，他为什么就是不同意？甚至在我的心里，还因为这事对父亲有一丝隐隐的怨恨……”焦守凤老人说这话的时候是含笑的，眼眶却一片潮红。

焦裕禄的病情越来越重，直到卧床不起。“临终时，父亲将他从旧货市场买来的那块手表脱下，亲手戴在了我的手上，说：‘爸爸要走了……爸爸有些事上可能对不起你，这块表就作为我送给你的礼物吧。你已经是个工人了，戴上它，以后上班不要迟到，同时你是长女，要继续帮助妈妈照顾弟妹们。”焦守凤泣不成声地继续回忆道：“爸爸刚去世时，葬在郑州烈士陵园，两年后才按他自己生前的要求和兰考人民的意愿，归葬在黄河故道的沙滩上。”

1965年，组织上调焦守凤到开封市总工会工作，她经人介绍认识了丈夫冯传富。冯传富是1963年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的高才生，两人一见钟情，他放弃已经在上海某大学任教的工作，来开封安家，在一家工厂默默工作了30多年。两人育有两儿一女。

在工会岗位上，焦守凤像父亲一样，事事处处为老百姓着想，从不搞特殊化，受到当地百姓的高度评价。几年前，她由于身体原因而提前退休。

上世纪90年代，开封企业普遍改制，她的两儿一女，三个家庭，六人全部下岗。“当时有孩子求我，能不能向上面反映反映，看在焦裕禄后代的面子上，给他们安排安排工作。我把父亲传下来的家规家风告诉他们：‘正因为你们是焦裕禄的孩子，才不能搞特殊化。’”

徐俊雅坚决支持女儿的做法：“谁让你们是焦裕禄的后代？焦家的儿女就要有个样儿!”徐俊雅身上也有很多与焦裕禄相像的地方：她总是把大家放在小家之前。作为离休干部，按规定她看病实报实销，但她晚年生病住院时总是念叨着：“兰考的医疗费都要让我花完了”。“如果是老焦，他会怎么想？”所以病情稳定一点，她就坚决闹着要出院，结果年仅73岁就去世了。

“好在我的几个孩子都很争气，后来他们全都靠自己的努力实现了再就业。”焦守凤说，他们六姐弟，虽然不能说有谁做了多大贡献，但至少都没给父亲的脸上抹黑。焦守凤和老伴目前仅靠微薄的退休金生活，家里有较大一点的开销，就需要弟妹们接济。但从她的脸上，记者看到的是幸福、坦然和踏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