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文书教我不怕死
淮海战役开火那一年是1948年，我10岁，生日是在濉溪过的。濉溪又称“口子”，也就是出产“口子窖”的地方，当时是萧宿县县政府的所在地。豫皖苏边区下辖萧宿永专署。萧县当时属江苏，宿县属安徽，永城属河南，因此萧宿永专署是豫皖苏边区的中心。又因为萧宿两县的东部尚未解放，所以成立了萧宿县，领导两县的西部。县长是张绍烈，政委是王尚三。建国后，张绍烈到商丘专署，王尚三一直在最高检工作，还健在。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濉溪还很太平。
忽然有一天，可能是1948年11月30日，也就是国民党杜聿明率徐州主力30万人向西南撤退之后。解放军为了拦截追击，穿过濉溪。在不到10米宽的濉溪东西一条街上，一会儿一个纵队，一会儿三个纵队齐头并进往西赶，马拉重炮穿插其间。初冬的淮北已经很冷，可是急行军的战士个个满头大汗。我们儿童团给战士送水。战士边走边喝，边把大黑碗还给我们。由于他们走得快，我们跟不上接不住，大黑碗曾掉在青石板上，我们便改用葫芦瓢送水。不料，一架国民党飞机过来，把已经走到西关的解放军机枪排扫射得血流成河。后面来的解放军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时，步伐有点放慢。一位军官跳到商店门外的石墩上，轻轻地挥手，低声地说：“前进！前进！”我看了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深受感动
这时萧宿县政府的解放军有的连忙打水冲洗街道，有的把烈士遗体抬在路边，一个一个地查找烈士的姓名，有的能查到，有的查不到，因为证件已被炸毁。正在查姓名时，一位常带我玩的解放军叔叔又被炸死在我跟前，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几十年后，当我看到一部电影描写解放军把成排成连的烈士丢在一旁无人管时，不表赞同，立即撰文批评。
第二天，一位都称他王文书的解放军叔叔拉着我说：“走！你爸爸叫我送你去姥姥家，那里安全。”我已一天一夜没见到父亲了。我知道父亲忙得厉害，便不跟父亲告别就跟王文书走了。还没走几步，飞机扔下的炸弹落在我俩身边，半截插在泥土里，半截身子露在外边。我不知怎么回事，王文书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说：“哑弹，哑弹！”我问：“什么叫哑弹？”王文书高兴地回答：“就是哑巴弹，不会爆炸。如果炸了，咱俩就跟机枪排一样了。”
刚走到濉溪东关外的大场地上，一架飞机由东向西飞来。王文书说：“你不要怕啊！我有烟幕弹。”我清楚地知道，他手里除了有把加拿大手枪外，没有别的。我想问他，还没开口问时，王文书连忙把我搂在怀里，抓起一捧又一捧黄沙土往我们二人头上抛去。果然，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走了，没找我们的麻烦。我明白了，黄土就是王文书发明的“烟幕弹”。
又走了好大一会，走到了一片麦苗青青的田野上，敌机又从东边来了。大地里就我们两个人，飞机会看得很清楚的。周围只有大块土，没有黄沙，也就是说没有了“烟幕弹”。这，该怎么办呢？跟在东关外一样，我想问还没问。“你不要怕啊！”王文书发话了：“我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他边说边拉我靠近了麦田里最大的一座土坟。我俩躺在大土坟的西边。刚躺下，在震耳欲聋的机关枪“嘟嘟”声中，只觉得有泥土落在身上。我俩慢慢坐起来，拍拍泥土，只见飞机继续向西飞去。王文书又笑了起来：“我料他角度算不准。”这时，我才发现我俩脚的西边有土坑，头的后边也就是坟的东边也有土坑，唯独坟的西面只有新土没泥坑。王文书知道我喜欢收集弹壳，他说：“把弹壳装在棉袄里吧！”又说：“等一等，还烫手。”
三次下来，我暗暗敬佩王文书的大勇和大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我这条命是王文书用他不怕死的精神保住的。王文书不怕死，被王文书救出的人岂能怕死！感恩解放军，就要学习和继承解放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品格。我不是军人，是文人，应当怎样把解放军这种不怕死的精神用于学术研究呢？
王殊的“文胆”引领我壮胆
20多年后，又一位曾经活跃在淮海战场上的记者给了我一颗“文胆”。
1976年底，我被借调在《红旗》杂志工作。当时的总编辑是王殊。我从一位从部队来的《红旗》杂志领导那里知道，王殊曾参加过淮海战役，这一下拉近了我与他感情上的距离；不久，又从来自《思想战线》的另一位领导那里知道，王殊做过大使，毛主席接见过他。不仅是我，当时编辑部里好几位同志都知道这些，但都不详细。在一次王殊几位领导来招待所看望大家的时候，我们鼓掌请他讲讲见毛主席的故事。他不得不说，其他几位领导也在旁点出他不肯讲出的他个人的贡献。原来他这位淮海战场上的记者，1969年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的记者。他用他敏锐的“新闻眼”，观察出联邦德国不像许多国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军国主义”，因此他从实际出发，“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72年建议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他这种逆潮流而上的做法，搞不好会被认为是“认敌为友”。有一天上级通知他这两天不要外出，有领导找他。找他是批评他还是支持他？他左思右想，极大可能是支持他，他相信中央领导是实事求是的。他等了一天没人找他，他再等了一天还是没人找他，连等三天都没人找他，第四天他有事外出，不过办事周密的他，离开时告诉身边的人，万一有人找他如何联系上他。想不到他刚走一会，接他见领导的车子来了。车子转来转去把王殊接到毛主席身边时，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分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谈话给了他很大鼓励。接着，外交部又吩咐他筹建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就在我们这次交谈的几个月前，王殊又深夜接到耿飚电话，要他接管一直被“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他毅然决然地完成了接管任务，让《红旗》杂志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当时只有37岁的我，听了王殊这般“敢为天下先”的事迹，心想：我即使不能像他那样“敢为天下先”，咱至少也该做到敢为一座山的“山下先”。王殊在国外当记者时曾有一个月平均每天写3.3篇报道，如果胆子小，前怕狼后怕虎是写不出来那么多的。王殊晚年担任写作学会会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写作需要他那样大的“文胆”。
近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也斗胆写了些文章。在我写的《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后，引发争论。我想：淮海战场的解放军死都不怕，我还能怕争论吗？后来，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让中央办公厅写信给我，说：“胡耀邦同志认为你的文章对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事业是有益的……”读了中办的信，我马上想起王文书和王殊两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