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01期●专 稿●

淮海战役给了我一个“胆”

作者:邓伟志

王文书教我不怕死
  淮海战役开火那一年是1948年,我10岁,生日是在濉溪过的。濉溪又称“口子”,也就是出产“口子窖”的地方,当时是萧宿县县政府的所在地。豫皖苏边区下辖萧宿永专署。萧县当时属江苏,宿县属安徽,永城属河南,因此萧宿永专署是豫皖苏边区的中心。又因为萧宿两县的东部尚未解放,所以成立了萧宿县,领导两县的西部。县长是张绍烈,政委是王尚三。建国后,张绍烈到商丘专署,王尚三一直在最高检工作,还健在。在淮海战役的第一阶段,濉溪还很太平。

忽然有一天,可能是1948年11月30日,也就是国民党杜聿明率徐州主力30万人向西南撤退之后。解放军为了拦截追击,穿过濉溪。在不到10米宽的濉溪东西一条街上,一会儿一个纵队,一会儿三个纵队齐头并进往西赶,马拉重炮穿插其间。初冬的淮北已经很冷,可是急行军的战士个个满头大汗。我们儿童团给战士送水。战士边走边喝,边把大黑碗还给我们。由于他们走得快,我们跟不上接不住,大黑碗曾掉在青石板上,我们便改用葫芦瓢送水。不料,一架国民党飞机过来,把已经走到西关的解放军机枪排扫射得血流成河。后面来的解放军踏着烈士的血迹前进时,步伐有点放慢。一位军官跳到商店门外的石墩上,轻轻地挥手,低声地说:“前进!前进!”我看了他们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深受感动

这时萧宿县政府的解放军有的连忙打水冲洗街道,有的把烈士遗体抬在路边,一个一个地查找烈士的姓名,有的能查到,有的查不到,因为证件已被炸毁。正在查姓名时,一位常带我玩的解放军叔叔又被炸死在我跟前,我“哇”地一声哭了起来。几十年后,当我看到一部电影描写解放军把成排成连的烈士丢在一旁无人管时,不表赞同,立即撰文批评。

第二天,一位都称他王文书的解放军叔叔拉着我说:“走!你爸爸叫我送你去姥姥家,那里安全。”我已一天一夜没见到父亲了。我知道父亲忙得厉害,便不跟父亲告别就跟王文书走了。还没走几步,飞机扔下的炸弹落在我俩身边,半截插在泥土里,半截身子露在外边。我不知怎么回事,王文书拉着我的手,笑眯眯地说:“哑弹,哑弹!”我问:“什么叫哑弹?”王文书高兴地回答:“就是哑巴弹,不会爆炸。如果炸了,咱俩就跟机枪排一样了。”

刚走到濉溪东关外的大场地上,一架飞机由东向西飞来。王文书说:“你不要怕啊!我有烟幕弹。”我清楚地知道,他手里除了有把加拿大手枪外,没有别的。我想问他,还没开口问时,王文书连忙把我搂在怀里,抓起一捧又一捧黄沙土往我们二人头上抛去。果然,飞机从我们头上飞走了,没找我们的麻烦。我明白了,黄土就是王文书发明的“烟幕弹”。

又走了好大一会,走到了一片麦苗青青的田野上,敌机又从东边来了。大地里就我们两个人,飞机会看得很清楚的。周围只有大块土,没有黄沙,也就是说没有了“烟幕弹”。这,该怎么办呢?跟在东关外一样,我想问还没问。“你不要怕啊!”王文书发话了:“我叫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他边说边拉我靠近了麦田里最大的一座土坟。我俩躺在大土坟的西边。刚躺下,在震耳欲聋的机关枪“嘟嘟”声中,只觉得有泥土落在身上。我俩慢慢坐起来,拍拍泥土,只见飞机继续向西飞去。王文书又笑了起来:“我料他角度算不准。”这时,我才发现我俩脚的西边有土坑,头的后边也就是坟的东边也有土坑,唯独坟的西面只有新土没泥坑。王文书知道我喜欢收集弹壳,他说:“把弹壳装在棉袄里吧!”又说:“等一等,还烫手。”

三次下来,我暗暗敬佩王文书的大勇和大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逐渐意识到我这条命是王文书用他不怕死的精神保住的。王文书不怕死,被王文书救出的人岂能怕死!感恩解放军,就要学习和继承解放军不怕牺牲、勇往直前的品格。我不是军人,是文人,应当怎样把解放军这种不怕死的精神用于学术研究呢?

王殊的“文胆”引领我壮胆

20多年后,又一位曾经活跃在淮海战场上的记者给了我一颗“文胆”。

1976年底,我被借调在《红旗》杂志工作。当时的总编辑是王殊。我从一位从部队来的《红旗》杂志领导那里知道,王殊曾参加过淮海战役,这一下拉近了我与他感情上的距离;不久,又从来自《思想战线》的另一位领导那里知道,王殊做过大使,毛主席接见过他。不仅是我,当时编辑部里好几位同志都知道这些,但都不详细。在一次王殊几位领导来招待所看望大家的时候,我们鼓掌请他讲讲见毛主席的故事。他不得不说,其他几位领导也在旁点出他不肯讲出的他个人的贡献。原来他这位淮海战场上的记者,1969年是新华社驻联邦德国的记者。他用他敏锐的“新闻眼”,观察出联邦德国不像许多国家所说的那样是什么“军国主义”,因此他从实际出发,“冒天下之大不韪”,于1972年建议中国与联邦德国建交。他这种逆潮流而上的做法,搞不好会被认为是“认敌为友”。有一天上级通知他这两天不要外出,有领导找他。找他是批评他还是支持他?他左思右想,极大可能是支持他,他相信中央领导是实事求是的。他等了一天没人找他,他再等了一天还是没人找他,连等三天都没人找他,第四天他有事外出,不过办事周密的他,离开时告诉身边的人,万一有人找他如何联系上他。想不到他刚走一会,接他见领导的车子来了。车子转来转去把王殊接到毛主席身边时,只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一分钟。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谈话给了他很大鼓励。接着,外交部又吩咐他筹建驻联邦德国大使馆。就在我们这次交谈的几个月前,王殊又深夜接到耿飚电话,要他接管一直被“四人帮”把持的《红旗》杂志。他毅然决然地完成了接管任务,让《红旗》杂志真正成为党和人民的喉舌。

当时只有37岁的我,听了王殊这般“敢为天下先”的事迹,心想:我即使不能像他那样“敢为天下先”,咱至少也该做到敢为一座山的“山下先”。王殊在国外当记者时曾有一个月平均每天写3.3篇报道,如果胆子小,前怕狼后怕虎是写不出来那么多的。王殊晚年担任写作学会会长,我更加深刻地认识到写作需要他那样大的“文胆”。

近40年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步伐,我也斗胆写了些文章。在我写的《中国的学派为什么这么少》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后,引发争论。我想:淮海战场的解放军死都不怕,我还能怕争论吗?后来,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让中央办公厅写信给我,说:“胡耀邦同志认为你的文章对贯彻‘双百’方针,繁荣学术事业是有益的……”读了中办的信,我马上想起王文书和王殊两位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