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30年中，中国稳步崛起。这期间，在中国境内，占全世界70%的贫困人口消失；中国经济增长规模为8倍，而东欧为1倍；中国的发达板块，如北京、上海、大连等在许多方面已经远超美国纽约。在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中，没有成功的例子，特别是用扶贫、现代化的程度等中国的标准衡量。这时候，我们不得不震撼，不得不反思许多问题。为什么采用西方模式的国家总体效果并不那么明显，而中国历经香港回归、金融危机依然高速发展？反观西方，从民主的发源地希腊，到金融危机的发源地美国，无不面临着政治、金融的问题。然而，国内一些学者继续宣扬唱衰“中国模式”。在我看来，西方最后崩溃了，中国国内的“中国崩溃论”也将崩溃，而且可能不需要20年。因为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在世界上古四大文明当中，唯有中华文明持续了5000年，延续至今，并实现了现代化。这一文明古国与现代国家相交叠的国家，我称之为“文明型国家”，并归纳出其八个特质，即“四超”、“四特”。“四超”指超大型的人口规模、超广阔的疆域国土、超悠久的历史传统、超深厚的文化积淀。“超”指的是超级的“超”。我们有上千年的传统，不能轻易否定，这是客观的存在，是基因的一部分，可以加以利用或者是加以发挥，或者是有选择的借鉴，不是可以轻易摆脱的东西。这个“文明型国家”不会照搬西方或者任何的模式。相反，它汲取各大文明的优点，又可以继续保持自我，同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在四个“超”的特点下，中国形成了自己的四个“特”，包括独特的语言、独特的政治、独特的社会、独特的经济。中国一直传承的政治合法性的来源本质上是民心向我，选贤任能。西方政治制度最大的危机是已经没有了人才概念，只要程序正确，选谁都可以。而在中国，治国的必须是人才。我们把选拔和选举结合了起来，而西方用的是选举制度。同样，在社会方面，我们没有采取西方的社会与国家对抗的模式，而是社会和国家大规模互动的模式。这种模式比西方社会更有凝聚力，更有竞争力。经济方面亦如是。最终的理想模式，一定是和历史传承有关的，和我们从西方引进的市场经济结合的一种混合经济，“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交织在一起的一种混合经济。这种大的格局，可能是由“文明型国家”的基因决定的。混合经济是“中国模式”成功的关键所在，尽管还有很多问题，但大的趋势很难改变。
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不是转型，而是一种创新——汲取别人之长但不放弃自己的优势。中国既是一个“文明型国家”，同时又是“百国之合”。我们历史上也是成百上千的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这种国家的特点，四个超级因素，人口、地域、历史、文化，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我们有世界上最充沛的人力资源，有最大的市场，有其他国家难以比拟的地缘优势，有自己悠久的历史传统，有独立的思想体系，有世界上最丰富的文化资源。如果我们放弃“中国模式”，转而照搬西方模式，我们的四大特征、四大超级因素，很可能一瞬间就转变成我们最大的劣势，就是“百国之合”变成“百国之异”。“百国之合”的人口成为中国混乱动荡的温床，“百国之合”的疆土成为四分五裂的沃土，“百国之合”的传统成为不同传统对抗的借口，“百国之合”的文化成为不同族群冲突的根源。苏联和南斯拉夫的解体有多种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们的政治精英、知识精英完全为西方话语捕获，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经济崩溃的世纪浩劫。中国“文明型国家”的崛起，会是人类现代化历史上最精彩的一幕，这种国家的崛起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广度和力度，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中国具有超大型的规模，在改变自己之后，就要开始改变世界。
（作者为瑞士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本文为作者在《中国震撼》新书座谈会上的发言，原载2011年4月15日上海《文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