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李大钊是中共创建史上的重要人物。他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热情讴歌十月革命，强调中国革命必须走十月革命的道路。他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并发起筹建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
　　

一

　　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前提条件。李大钊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方面有着突出表现，为中共创建奠定下思想基础。
　　李大钊早年留学日本期间，学习过经济学原理、政治经济学原著研究等课程，并受到早稻田大学安部矶雄教授带有宗教色彩的社会主义思想，以及法国学者伯格森“创造进化论”思想的影响，逐渐形成“唯物的辩证的宇宙观、进化的历史观和创造的进步的人生观”。
　　1917年1月，《甲寅》日刊在北京创刊，李大钊受章士钊之邀任该刊编辑。他关注并研究俄国二月革命的经验以及布尔什维克在革命中的作用，连续写下《俄国革命之远因近因》、《俄国共和政府之成立及其政纲》、《俄国大革命之影响》等文，指出俄国革命对世界和中国的最大影响，在于其表明当今时代，不仅君主政治、贵族政治已经没有价值可言，官僚主义政治也没有存在余地。李大钊认为世界大战之后，民主主义必将有新的发展。
　　1917年11月（俄历10月），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在列宁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党推翻了二月革命后建立的联合政府，成立工兵农代表苏维埃共和国。面对这一人类历史上崭新的政权，李大钊抱着浓厚兴趣，广泛搜集、研究相关的资料，认真思索十月革命将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据到日本留学时与李大钊共同组织神州学会、结下深厚革命友谊的林伯渠回忆，约在1918年春天，他“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信中详细地给他“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这使得他的思想“得到了很大的启发”。1918年7月，李大钊写成《法俄革命之比较观》，首次向国内人们指出，俄国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 这是他研究十月革命的思想结晶。
　　1918年1月，李大钊接替章士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1920年初，他被聘为史学系和经济系教授，先后开设《唯物史观》、《史学思想史》等课程，以及《工人的国际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将来》、《马克思的历史哲学》、《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等讲座。李大钊不仅在北大讲授，还到国立女子师范大学、私立朝阳大学、上海复旦大学等处开课或作讲演，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正如李大钊所说：“晚近以来，高等教育机关里的史学教授，几无人不被唯物史观的影响，而热心创造一种社会的新生。”毛泽东回忆道：“我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曾经迅速地朝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毛泽东自述》）
　　随着对十月革命研究的深入，1918年11月29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为庆祝协约国战胜”于中央公园举行的演说大会上，发表《庶民的胜利》演讲。讲稿发表于《新青年》5卷5号，同期发表《Bolshevism的胜利》（即布尔什维克主义的胜利）。李大钊已深刻认识到十月革命开创了历史的“新纪元”，代表了新时代的精神，将有无数国民的革命连续而起，并首次提出奉马克思为“宗主”的布尔什维主义是“二十世纪世界革命的新信条”。他满怀激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1918年12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共同创办《每周评论》，揭露帝国主义侵略和反对军阀黑暗统治，介绍社会主义思想。这一时期，李大钊在《新潮》、《国民》、《晨报》、《每周评论》、《新青年》上发表《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战后之世界潮流》、《劳动教育问题》等多篇文章，提出新的民主主义是社会民主主义，它与妇女解放、劳动问题、农村改造均有着密切关系。1919年4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16期上，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摘译，并在按语中指出：“这个宣言，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先进最重大的意见”，“其要旨在主张阶级战争，要求各地劳工的联合，是表示新时代的文书”。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更加全面、系统地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5日，李大钊协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马克思研究”专栏，加大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力度。同年9月到11月，李大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为写这篇文章，他不仅利用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还查阅了一些英译本马克思著作，表现出他的严谨认真的态度。他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个方面，比较系统、科学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指出这三个组成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文章还指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大声疾呼，檄告举世的劳工阶级，促他们联合起来，推倒资本主义，大家才知道社会主义的实现，离开人民本身，是万万作不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一个绝大的功绩”。该文标志着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认识的系统化，不少进步青年就是通过学习李大钊的这篇文章走上信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
　　李大钊还批驳了反对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与李大钊一起倡导新文化的胡适，不认同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做法。1919年7月，他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公开表示反对。李大钊给胡适写了一封公开答辩信，表明自己对布尔什维主义的兴趣，并指出，要使中国社会制度得到根本改造，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的流行，是世界文化上的一大变动，主张“应该研究他，介绍他”。
　　

二

　　李大钊不仅仅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将主义与理想付诸社会实践。随着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他更加注意培养进步青年和干部，并以他们为桥梁促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
　　五四前夕，李大钊已经认识到劳动人民的力量，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从1918年下半年到1919年4月，李大钊领导、团结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先进知识分子，在北京创办“北京学生救国会”、“平民教育讲演团”、“国民社”、“新潮社”等众多团体，开展各种活动，将改造社会的理想付诸于实际行动。这些社团虽不是马克思主义团体，但其活动，包括讲演及刊物登载文章，均有马克思主义的内容。
　　李大钊与邓中夏、高君宇等人经过多次酝酿和讨论，于1920年3月，在北京大学发起组织了由李大钊任顾问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公开阐明：“以研究关于马克思派的著述为目的，对于研究马克思学派有兴味的都可以参加。”研究会搜集马氏学说的德、英、法、日、中各种图书，举办研讨会、讲演会以及编译刊印《马克思全集》和其他有关的论文。据罗章龙回忆：研究会刚开始有50余人，1922年发展到150余人，1923年发展到250~300人。“它不仅扩大了我们的视野，丰富了我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我们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的革命思想，为后来开展革命斗争活动培养了一大批骨干。”
　　李大钊将先进知识分子与工人阶级的结合，视为社会改革的必要条件。1919年5月1日，李大钊在《晨报》副刊“劳动节纪念专号”上发表《“五一节”（May Day）杂感》，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五一”劳动节的由来及其发展情况，提出“直接行动”是工人的“唯一武器”， 并预测中国工人运动必将蓬勃发展。翌年5月1日，李大钊、邓中夏、何孟雄等在北京组织了第一次纪念国际劳动节的群众活动，《北京大学学生周刊》、《晨报》均刊发纪念劳动节专号。李大钊主持了北京大学的集会，并在会上发表演说，宣传八小时工作制，盛赞俄国十月革命后的成就，与会工友及学生达500余人。这年的“五一”节成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一次尝试。
　　1921年初，李大钊与邓中夏等人又在京汉铁路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发行《劳动音》，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真理，鼓舞工人们的革命士气。《劳动音》成为启发工人觉醒的教科书，受到长辛店等地工人的热烈欢迎。通过宣传教育，工人的觉悟有较大提高。
　　

三

　　1920年4月，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下属外国处派维经斯基（吴廷康）来到北京，“为苏俄作宣传”，同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建立联系，进行组建中国共产党的准备工作。维经斯基到中国后，首先会见了李大钊，并在其帮助下召开一系列座谈会。李大钊与维经斯基就建党问题多次交换意见，并介绍维经斯基赴上海会见陈独秀。
　　陈独秀在沪建党时，就党的名称问题征求李大钊的意见，最终确定为“共产党”。
　　1920年7月，李大钊委托张国焘赴上海同陈独秀商讨建立共产党问题。10月，在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三人在李大钊办公室建立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李大钊在创建北京早期组织的过程中起到了核心作用。他不仅研究制定了最初的发起计划和目标，还拿出自己的工资作为活动经费。同时，李大钊还担任北京地区党组织成员和党外热衷马克思学说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们的理论指导者。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一方面吸纳信仰共产主义的同志加入，一方面进一步开展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
　　1920年11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北京大学学生会办公室召开成立大会，出席会议者约有40人，推选高君宇为书记。这些初期参加者后来大多成为共产党党员，成为北方职工运动的骨干。11月底，在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内发生了共产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严重分歧，结果无政府主义者全部退出党组织。鉴于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力量减弱，李大钊决定让高君宇、邓中夏等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骨干成员加入，同时将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改称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支部非常重视吸收和发展党员的工作，中共一大前，北京支部已有党员13人。
　　李大钊以其对共产主义事业高度的热情，积极创建北京等地社会主义青年团，扩大了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基础。1920年10月，李大钊派陈为人到济南，与王瑞俊（即王尽美）和邓恩铭等人商议筹建共产党组织；11月，派遣张太雷到天津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建立天津的第一个团小组。1921年4月，派高君宇到山西筹建社会主义青年团。到1927年4月李大钊就义前，河北、天津、内蒙古、热河、山西、河南、陕西、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北方广大地区都建立了共产党组织。
　　1921年3月，李大钊发表《团体的训练和革新的事业》，公开呼吁创建中国共产党。此后，李大钊与陈独秀、维经斯基等人密切协商筹备举行第一次全国共产党代表大会。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当时，“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和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议’主席等职，又正值学年终结之时，公务繁忙，不能亲自前往上海出席会议，故未能参加”。但是，他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所做出的积极贡献，使其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