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张特殊的小学毕业证书

我已年逾八旬，题头的照片是伴随我走过艰难岁月和幸福人生的小学毕业证书。证书上的那张人像照片，记载着新中国成立时，解放军浴血奋战解放我家乡的壮丽史诗。正是这张小学毕业证书，成为我终身的不竭动力，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矢志不移地跟党走，拼尽毕生精力励志报国。

伯父率众闹革命被斩首示众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并未立刻取得全国的统治权，军阀混战，地方政府与土豪匪帮勾结残害百姓（家乡俗语称之为“棒老二”，即流氓地痞匪帮之意）。与此同时，并未被斩尽杀绝的共产党人很快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我的家乡鄂西川东（今重庆市）地带就是一个典型的胶着地带。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仅数月，当时中国共产党鄂西特委即在巴东县、秭归县（我家乡）、兴山县三县交界处，以王氏家族聚居的边远山区建立起党的地下组织巴归兴县委，领导开展轰轰烈烈的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此时的国民党反动派在长江上游成立了“剿共总指挥部”，并由刘湘所属部队的张杰旅率部开往三县，对中共组织和苏维埃政权进行“围剿”。素有伸张正义传统的王氏家族，为了保卫劳苦大众生命财产，由伯父王昌荣等担当首领，组织起以湖北省秭归县沙镇溪王氏宗祠子弟为骨干的农民武装队伍，誓与“棒老二”决一死战。

当年，在我家乡名叫沙镇溪的农村小集镇上，有一个地主土豪名叫许绶卿的“团总”（按今日当地之区划相当于乡长职务），对王昌荣领导的队伍恨之入骨，立即向“剿共”的川军和秭归县地方政府告密，请求出兵镇压，于是一场浩劫发生。

1928年10月16日拂晓，川军和秭归县地方武装，以洋枪和绝对优势的兵力将农民武装团团包围。伯父见来势凶猛，寡不敌众，担心家族兄弟惨遭灭顶之灾，故挺身而出，向来兵说明成立队伍只是为了维护乡亲们的生命财产免受土匪“棒老二”的抢掠，别无他意。川军和地方武装头目岂容他申辩，立刻把王昌荣“五花大绑”押回秭归县城，并以“反政府武装叛乱罪”，斩首于秭归县城的西门城外，还将头颅挂在城门上示众。

川军和地方政府武装随即又进行烧杀。我家的茅草房被大火烧尽，伯父仅有的一个弟弟，即我的父亲王昌华早已在一个家族叔父王昌炽的护卫下躲进了深山老林的山洞之中。所幸这帮匪徒杀男不杀女，我伯母及膝下两个女儿、母亲及膝下两个女儿幸存了下来。又过去了许久，许绶卿的“团总”职务被免去，乡亲们也感知到“王氏家族的叛乱罪”得到平息，父亲才小心地回到家中。

母亲抢救解放军受伤小号兵

伯父被斩首，全家唯一居住的茅草房被烧为灰烬。在家庭遭劫难之时，伯母带着两个才几岁的女儿（王福珍、王玉珍）另谋生路。父亲因遭惊吓刺激，健康恶化，因严重的心脏病而失去劳力。在祖父去世后，全家靠着祖母与母亲不分昼夜地做豆腐和豆腐干卖维持全家生计。在以后的十多年间，母亲分别于1934年、1938年、1941年生下三个儿子，我排行老二，有一兄一弟。但在那个黑暗的社会，祸不单行，家庭依然大事故不断。1937年，祖母在山上砍柴时不幸坠入悬崖去世。1945年，早该出嫁的大姐嫁给了木船艄工，家中又少了一个主劳动力。1947年，年仅43岁的父亲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同年长兄小学毕业，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被初级中学录取，但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给一家杂货店当童工。全家生活仅靠母亲和二姐继续做豆腐和豆腐干维持，在黑暗中苦熬着盼望黎明。

1949年9月，解放军一举解放了秭归县城（长江西陵峡北岸），立刻渡江攻打我家乡沙镇溪（南岸）。不料被国民党第二军两个团的兵力以及土豪劣绅匪首周文东的伪保安团联合包围，战斗就在距我家一公里外的三星店一带打响。敌人凭借溪河两岸狭窄山头的有利地形，把解放军湖北省军区独立第一师二团压缩到了小溪河谷地带进行猛攻。

面对着不利的地形，为减少伤亡，解放军团部命令以江正印连长率领的三营七连阻击敌人前进，掩护二团主力向江北撤退。江连长临危不惧，仅以一个连的兵力与敌人三个团的兵力顽强战斗，阻击战十分惨烈。

在战斗的最后时刻，紧随江连长的小号兵也中弹受伤，子弹在击穿铜号后再从颈部对穿而过。江连长见状立即命令他后撤，自己孤身一人继续阻击。江连长在完成阻击任务后，终因寡不敌众，弹尽力竭，身负重伤，落入敌人之手。敌人惨绝人寰地割下他的头颅悬挂示众，并将其尸体碎解。

在江连长的阻击下，小号兵成功后撤，当走到距我家约100米处的大姐家门口寻求掩护时，因失血过多昏迷过去，正好倒在我大姐茅草房家门口。胆小的大姐见状后吓得嚎啕大哭。邻居即刻跑步赶来告知我母亲。

当时已经11岁的我，见到了一个迥然不同的母亲。她立即紧挨着受伤小号兵坐在黄土地上，将手放到小号兵的鼻孔前，发现小号兵还有呼吸，断定是失血过多而昏迷，她叫大姐用平时自己舍不得吃的白糖冲成糖开水，自己就坐在黄土地上一勺一勺地给小号兵喂糖水。过了一会，小号兵终于苏醒过来，母亲立刻又用热毛巾擦掉他脸上和颈部的部分血迹，看清了这位小号兵不过十六七岁。小号兵苏醒后起身就要走，说是要去找部队。

母亲见他伤势如此之重，断定走不了多远又会倒下。时间万分紧迫，一旦被国民党军队、当地特务、乡丁发现，那就没有命了。母亲凭借着她与邻里乡亲素来的良好关系，哀求邻里把他送过江去。几位乡亲也被母亲感动，大义相助，立刻卸下家中一块门板，以孩子生病就医为名，把小号兵放在门板上，再盖上床单，借助木船送过了江，追赶上了后撤的解放军部队。

老天爷真是有眼，也许是子弹穿过铜号减速的原因，从小号兵颈部横穿过后，竟然没有伤到食管和气管，也未伤到主动脉和神经，两个月后伤就好了。在这两个月间，解放军从长江上游的巴东县等地对国民党军队和土豪地方武装进行反向包抄清剿，终使其失去战斗力。1949年11月，解放军集中优势兵力再次渡江解放了我家乡沙镇溪。乡亲们都站在门口，欢送解放军向前推进。突然间，行军队伍中出列一位小战士，背着一只有弹孔的铜号，匆匆地走到我家门口母亲面前，从背包缝中拉出一顶“红军八角帽”递给我母亲，含着眼泪说道：“感谢您救了我一命，这顶红军帽请收下做纪念。”说完后，就立即跑步入列队伍。

在此后的日子里，母亲一直深信这个可爱的孩子一定会再来。然而，这一天始终没有等到。号兵在战场上始终处于最危险的站位，估计这位小号兵在进军大西南、解放全中国的战斗中，毅然献出了他年轻的宝贵生命。

戴着红军帽拍摄小学毕业照

家乡解放了，贫苦人民翻身了。在随后的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我亲眼看见土豪劣绅匪首周文东在他家住地被处决。在土地改革运动中，我家昔日租借地主的宅基地和菜地，分给了我家所有。由于两张“土改证”必须有户主的姓名，土改工作队作主给我已年近半百的母亲取名“向明桂”。母亲从此才有了自己的名字。此前人们只称呼她为“王向氏”或“向氏”。写得一手好字的长兄王健强参加了土地改革运动，为贫苦人家书写“土改证”，随后经土改工作队介绍，成为了一名国家干部。已经27岁的第二个姐姐此时也才得以出嫁成家。
家乡解放两年后，我小学毕业了。小学校长动员同学们报考初中，并告知家庭困难的同学上中学，国家有助学金帮助解决吃饭问题，还告诉学生要凭小学毕业证书报考，并需要在证书上贴上本人照片。那时，在我偏僻家乡，照相是要渡江去县城才能完成的。在去县城照相前，母亲突然拿出已珍藏两年的红军帽，要我戴上拍照。母亲说：“没有共产党解放军解放我们家乡，你和你哥哥一样是上不了中学的。戴上这顶红军帽照张相，永远不要忘记共产党解放军的恩情。”

在此后的日子里，这张戴着红军帽的小学毕业证书就伴随着我终身，成为一生的不竭动力。它激励着我勤奋学习，高中毕业后考上了中国的一流大学；它激励着我在大学生时代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它激励着我走出大学校门后就成为了一名从事国防科研的年轻军官；它激励着我从改革开放初期就致力于创立中国领导科学学科，并在随后的日子里，成为一名拥有高级职称的时代前沿知识方面的专家；它激励着我第一批投入到“国家战略——浦东开发开放”的大潮，为浦东开发开放的战略研究出力；它激励着我在退休后的20多年里，退而不休，始终心甘情愿地当一名志愿者，坚持不懈地向社会传播正能量。

一张看似平凡的小学毕业证书，已经半步不离身地伴随着我走过了80多岁的人生，它还要伴随着我一直走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