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新“江抗”的杨浩庐、周达明
说起苏南东路抗战，人们马上就会联想起“江抗”东进的故事。因为叶飞率领新四军“江抗”东进抗日的故事早已是彪炳史册、妇孺皆知。可是，你是否知道“江抗”主力西撤后东路又是如何坚持斗争的呢？说到这段历史，就不能不提起两位重返东路的关键人物——杨浩庐和周达明。
一
先说杨浩庐，他可是开辟苏南东路抗日根据地的“元老”之一。早在1938年2月，他就受中共江苏省委的派遣，从上海来到常熟东乡开辟工作。5月，中共常熟县委成立，李建模任书记，杨浩庐任委员，负责组建抗日武装。7月，“常熟县人民抗日自卫队第一大队”正式成立（简称“民抗”），杨浩庐任政训主任。1939年5月，叶飞率领江南抗日义勇军（简称“江抗”）东进来到阳澄湖地区后，常熟“民抗”与“江抗”并肩战斗，迅速发展为400多人。8月下旬，常熟“民抗”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转归“江抗”领导，被编入“江抗”三路，杨浩庐任“江抗”三路政治主任。9月下旬，“江抗”主力西撤到江阴西石桥，部队整编为“江抗”一团、二团，杨浩庐任二团政治处主任。
再说周达明，1937年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周达明从香港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教导总队，任第八队队长。1938年10月，周达明奉命到国民党江南挺进队第一路朱希部任参谋主任，配合中共浙江省临时工委开展兵运工作。当时，朱部被日军打垮，仅剩下400余人。周达明随部队转移到太湖东岸的吴江县活动。1939年5月，军部调他到中共东路特委任军事部长。周达明从吴江赶到无锡，正赶上“江抗”部署袭击浒墅关车站。叶飞司令员要他迅速查明车站的敌情。周达明就与刚参加“江抗”的小学教师李关玉装扮成兄妹，来到浒墅关车站侦察，很快查清了地形和敌军驻防的情况，为“江抗”夜袭浒墅关车站提供了准确的情报。7月，在阳澄湖活动的胡肇汉部队被“江抗”改编为独立第一支队，周达明任参谋长。他率部随“江抗”主力东进昆山、嘉定和青浦，与顾复生领导的淞沪游击第三支队胜利会合，把抗日烽火燃烧到了上海的外围。
“江抗”东进抗日的辉煌战果极大地鼓舞了东路人民的抗战信心，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嫉恨。他们一方面在政治上施加压力，一方面调派忠义救国军主力前来“剿办”。为了顾全大局、缓和事态，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指挥陈毅亲赴宜兴，与国民党江南行署主任冷欣谈判，确定双方同时撤兵。1939年9月下旬，陈毅策马赶到江阴西石桥，迎接“江抗”指战员胜利归来，并和“江抗”领导人共同商定部队整编以及坚持东路斗争。陈毅要求留在东路地区的“江抗”伤病员由江苏省委领导，与当地党组织配合，坚持和发展抗日游击战争，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二
1939年9月下旬，就在“江抗”主力向扬中岛开拔、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执行“向北发展”的战略任务时，“江抗”二团政治处主任杨浩庐却从部队调出，带着陈岳章、张梦莹和章铁民3位原常熟“民抗”的干部，踏上了重返东路的征程。杨浩庐首先来到阳澄湖畔的“江抗”后方医院，与在此养伤的“江抗”政治部主任、新四军老六团政治处主任刘飞，“江抗”五路参谋长、新四军老六团作战参谋夏光会面，传达了上级指示。接着，他与夏光一起来到常熟东唐市，与东路特委代理书记张英、常熟县委书记李建模、常熟民抗司令任天石、江抗东唐市办事处主任蔡悲鸿等人会面，传达上级指示，共商坚持东路斗争的大计。
1939年11月6日，在张英主持下，“江抗”、常熟“民抗”和常熟县委、苏州县工委负责人召开联席会议，首先由杨浩庐传达陈毅、叶飞的指示，接着大家发表意见。会议决定成立“江抗东路司令部”，由于刘飞高烧不退、伤势严重，要去上海治疗，决定由夏光任司令，杨浩庐任副司令兼政治部主任。为了与叶飞领导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相区别，新成立的江抗东路司令部就叫“新”江抗。会议还决定常熟“民抗”恢复活动，与新“江抗”共同坚持苏常太地区的斗争。
新“江抗”成立后面临的首要任务是发展部队。杨浩庐与夏光他们以“江抗”痊愈伤病员为骨干，首先组建了特务连，打击下乡抢粮的日军，保卫人民的利益。
1939年10月，周达明重返东路。在青浦观音堂，他向中共青浦工委和淞沪游击第三支队负责人顾复生等人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并担任了青浦工委军事部长、淞沪游击第三支队副支队长兼参谋长。
当时，青东游击区面临着抗日经费短缺的压力。由于队伍发展快，光靠征收爱国田亩捐已入不敷出，只能靠募捐和借钱来解燃眉之急。这既不符合党的政策，也不是长远之计。因此，叶飞司令员在临行之际曾对顾复生等人说，青浦是货物流通的要道，可以考虑通过征收爱国通商税来增加收入。青浦工委负责人大受启发，决定在沪青公路及蒲汇塘两地征收爱国通商税。周达明积极支持这个做法，带领部队做好保卫工作。
12月的一个傍晚，淞沪游击第三支队接到情报，驻青浦县城的日军与奸商勾结，正沿着沪青公路南侧的河道，用船把500包共1000担大米运到上海。周达明闻讯后，立即在沪青公路11号桥设伏，并派征收人员上前收税。押运的奸商竟然有恃无恐，他指着船头悬挂的太阳旗，蛮横地强行闯关。周达明下令机枪对空射击，迫使运粮船队掉头开进小河浜，再由抗日区政府宣布，500包资敌大米全部没收，运输船户发给运费放行。谁知天明时分，被释放的奸商便带着驻青浦重固镇的日伪军赶来。幸亏周达明早有防备，连夜转移了粮食，让敌人扑了个空。抗日区政府工作人员也在部队掩护下安全突围。爱国通商税的征收，不仅沉重打击了日伪奸商的走私活动，而且增加了抗日经费。
三
苏南东路因地处日军重兵驻扎的心脏地带，因此，抗日游击战争的环境比其他地区要险恶得多，抗日武装随时随地都有遭受敌人袭击的可能。在激烈的反“扫荡”战斗中，杨浩庐、周达明身先士卒、浴血奋战，成长为新“江抗”的优秀指挥员。
1940年2月8日（农历春节）发生的洋沟溇战斗，就是新“江抗”成立后遭遇的最激烈的一次战斗。2月6日，新“江抗”在东唐市附近取得伏击日军汽艇的胜利后，于第二天秘密转移到阳澄湖畔的洋沟溇村，准备在此召开军民联欢会并过个年。谁知，昆山巴城据点的日军在探得情报后，随即开着3艘汽艇从阳澄湖东岸扑来。狡猾的敌人把汽艇隐蔽在离村庄不远的芦苇荡里，然后穿上蓑衣冒充农民，撑着渔船开进了洋沟溇村。敌人上岸后，立即用轻机枪和掷弹筒向村里发起了攻击。汽艇上的敌人听到枪声后，即刻开足马力直冲过来，一场激战打响了。在水乡村落作战，兵力在村庄间转移进出最关键。洋沟溇的老百姓撑着船只运送新“江抗”部队，还把家里的门板、床板、木料拿来搭建浮桥。因此，尽管敌人在火力上占优势，而新“江抗”却在地利与人和上占了优势。
枪声响起后，杨浩庐立即赶到前线指挥作战，负责组织调集船只。他在用望远镜观察敌情时，不幸被日军子弹击中右上臂，倒在了屋脊上。警卫员迅速爬上屋脊将他救下。战斗从上午一直打到傍晚，新“江抗”愈战愈勇，一次次打退敌人的进攻，击毙了包括敌军指挥官、巴城守备队队长斋藤在内的日军10余名，还击伤日伪军20余人。
新“江抗”取得了洋沟溇保卫战的胜利，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指导员褚学潜等17名指战员英勇牺牲，杨浩庐副司令等10余名干部负伤。当晚，杨浩庐被转送到后方医院养伤。因粉碎性骨折，伤口化脓，卧床不愈，只好暂时离开了自己一手创建的新“江抗”。1940年8月，杨浩庐伤愈出院，但因受伤的胳膊肘不能弯曲，还不时肿胀疼痛，被谭震林司令任命为新“江抗”后方留守主任兼政委，不久又兼任苏常太财经委员会主任。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杨浩庐把后方留守处和财经委员会搬到一起，实行合署办公。他拖着受伤的身体管理着后方医院、修械所、财务科以及东唐市、董浜2个办事处等一大摊事务，为新“江抗”的发展壮大继续日夜操劳。（编者注：新中国成立后，杨浩庐长期在对外贸易部门担任领导，于1992年去世。）
1940年4月底，周达明从常熟赶回青东游击区。在处理好善后事宜后，他将淞沪游击第三支队的指战员分批撤到苏常太地区休整。5月下旬，根据谭震林司令的决定，从青浦、昆山、嘉定3县转移来的武装，加上常熟“民抗”东唐市常备队，统一整编为新“江抗”第三支队，温玉成任支队长，顾复生、吕炳奎、陶一球任副支队长，周达明任参谋长。6月17日，新“江抗”第三支队在昆山、常熟交界的大凤湾村与下乡“扫荡”的日军遭遇。日军武器精良、弹药充足，并占据了有利地势。新“江抗”第三支队组建不久，枪支陈旧，弹药很少，成员多为刚从上海来参军的新兵。但是，他们初生牛犊不畏虎，以顽强的作风与牺牲精神投入战斗。周达明在第一线沉着指挥。当他看到黄振中班长中弹负伤后，马上冲过去，抓起黄振中的步枪向敌人射击，一连击倒好几个日军。激战中，一颗子弹突然击中周达明的胸膛，他也倒在了地上。身边的警卫员发现后，立即扶着他转移到安全地带。大凤湾战斗是新“江抗”第三支队成立后的首战，共毙伤敌人30余人。
周达明因伤势严重，先被送往新“江抗”后方医院抢救，再秘密转到上海治疗。1940年10月，中共淞沪中心县委成立，同时组建新“江抗”青昆支队，伤口尚未痊愈的周达明被任命为中心县委军事部长兼青昆支队参谋长，又挑起向南发展、开辟淀山湖抗日游击区的重任。
正当青昆支队各项工作顺利开展时，“皖南事变”发生了。国民党忠义救国军苏嘉沪挺进纵队3000人马来到淀山湖地区。他们打着“收复失地”的旗号，向新四军和东路抗日根据地发起攻击。青昆支队顿时成为顽军进攻的重要目标。1941年3月11日晚，周达明率领青昆支队2个中队、200多人奇袭松江小昆山天主堂伪军据点，随后转移到淀山湖畔的谢石关村宿营。部队进村后即封锁消息，加强警戒。第二天黄昏时分，当周达明率部登船转移时，忠救军从南、北、东3个方向对谢石关村发起进攻，企图将青昆支队驱赶到西边的伏击圈里。周达明迅速登岸观察，在判明敌情后，果断决定就地分兵拒敌，坚持到天黑后再突围。可是，终因双方兵力悬殊太大，青昆支队遭受很大伤亡，周达明也在指挥作战时被顽军枪弹击中，壮烈牺牲，年仅2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