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 年 5 月 4日爆发的五四反帝爱国学生运动，唤起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拉开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同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时代。今年是五四运动100周年，谨作此文以志纪念。
五四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共创建奠定了思想基础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被一部分先进中国人接受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必要前提。
1848年共产主义纲领性文献《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伴随晚清“西学东渐”的浪潮，马克思及其学说被传入中国。但当时的介绍和宣传都不成系统，影响较为有限。马克思主义真正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国人所接受应该是在五四运动之后。因为“巴黎和会”中国外交的屈辱让许多迷恋西方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中国人，认清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丑陋缺陷和帝国主义的强权本质。而1917年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十月革命建立起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将马克思主义从学说化为现实，开辟了人类历史新纪元，则为中国人民树立了革命和未来的榜样。“以俄为师”、“走俄国人的路”成为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知识分子的共识。
1919年5月，李大钊利用他负责编辑《新青年》第6卷第5号的机会，将该期杂志编成“马克思研究专号”，还发表自己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这是中国最早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内容的重要文献，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入比较系统的传播阶段。
五四运动后一大批进步刊物，加入到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行列当中，如《新青年》《每周评论》《星期评论》《晨报副刊》《民国日报》副刊等，还新涌现了一批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刊物，如1919年7月在长沙创刊，由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1919年12月由瞿秋白、郑振铎等编辑出版的《新社会》，1920年1月周恩来在天津主办的《觉悟》，以及董必武、恽代英等主办的《武汉星期评论》等。
五四运动后，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被翻译出版。1920年8月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第一部中文全译本在上海出版。在1920年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还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等。列宁的著作有《民族自决》《国家与革命》《伟大的创举》等。另外，还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性的论著，如考茨基的《阶级斗争》、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柯卡扑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这些论著的翻译出版，为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提供了重要条件，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推动了先进知识分子立场的转变，为中共创建奠定了干部基础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大批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经过学习、研究和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李达、李汉俊、瞿秋白、蔡和森、周恩来等人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
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个”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的先进分子。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他明确提出，俄国十月革命预示着社会主义革命时代的到来，是“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他还满怀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在五四运动以前，陈独秀在思想上崇拜法国、美国的资本主义，随着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的传播，陈独秀也开始逐渐转变成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以后，陈独秀发表了一系列阐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文章和演讲，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者。1920年9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谈政治》一文中表达了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指出：“我们应该要问，强权何以可恶？我以为强权所以可恶，是因为有人拿他来拥护强者无道者，压迫弱者与正义。若是倒转过来，拿他来救护弱者和正义，排除强者和无道，就不见得可恶了。”以陈独秀《谈政治》一文的发表为标志，他已经转变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毛泽东是五四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编《湘江评论》，热情歌颂十月革命，他还明确地提出，十月革命的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五四运动期间，毛泽东曾两次到北京。第一次是五四运动前夕，毛泽东被杨昌济推荐到北京大学图书馆当助理员，受到了李大钊等人的熏陶，开始接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成为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第二次到北京是1919年底，据他本人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经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而且从此我也认为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五四运动以后，周恩来在领导天津觉悟社的活动中，经常向社员和青年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1月，周恩来在领导开展一次革命活动被反动当局逮捕了。在监狱中，他向难友连续讲解马克思学说和马克思传。1920年底，周恩来勤工俭学来到法国以后，钻研和比较了各种学说。他在欧洲和国内觉悟社社员的通信中，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坚强信念，并郑重声明：“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
在五四时期，李大钊和陈独秀还影响了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走上共产主义的道路，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准备了干部基础。正如毛泽东曾指出的：“关于陈独秀这个人，我们今天是可以讲一讲，他是有过功劳的。他是五四运动时期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他与周围的一群人，如李大钊同志等，是起了大作用的……我们是他们那一代人的学生。五四运动替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那个时候有《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主编的。被这个杂志和五四运动警醒起来的人，后头有一部分进了共产党，这些人受陈独秀和他周围一群人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由他们集合起来，这才成立了党。”
五四运动促进了早期共产主义者与工人相结合，为中共建党奠定了阶级基础
1919年5月4日，由北京学生点燃的反帝爱国烈火，迅速燃遍了全国各大中城市，数百万青年学生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的行列，汇集成波澜壮阔的革命洪流。6月3日、4日，北洋军阀政府大批逮捕学生的罪恶行径，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
关键时刻，上海的工人阶级挺身而出，投入到反帝爱国斗争的行列中，举行政治大罢工，声援学生运动。从6月5日开始，上海商人也举行了罢市。从上海开始的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运动，迅速遍及全国。工人、学生、以及商人的斗争汇成了声势浩大的革命浪潮，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巨大力量。
北洋军阀政府，面对着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政治大罢工，看到各地纷纷告急的电文，一筹莫展，陷入极度恐慌之中，被迫免去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6月28日，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五四运动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中国工人阶级是一个新兴的革命阶级。随着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和外资企业的增加，中国工人阶级的队伍日益壮大，至1919年已经发展到200多万人，成为中国社会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在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产阶级政党是科学社会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这是创建无产阶级政党区别于建立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五四运动以后，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不仅在思想上实现了从由民主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与此同时，五四学生爱国运动由于得到工人阶级的支持而取得了最终胜利的结果，使他们深刻认识到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开始在实践中探索与工农劳动群众相结合的途径。
为了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1920年8月，陈独秀、李汉俊在上海创办了《劳动界》，李汉俊在发刊词中说办报的目的是“教我们中国工人晓得他们应该晓得的事情”，以唤起工人阶级的觉悟。不久北京创办了《劳动音》，广州创办了《劳动者》，都以大量的材料、生动的事实、简朴的语言，通俗而形象地揭露中国社会的黑暗，报道国内外工人阶级斗争情况，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工人阶级求得解放的道路。
为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各地早期共产主义者分别在上海沪西小沙渡、京汉铁路北段长辛店开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在武汉举办了工人识字班，在长沙开办了工人夜校等等。在这些学校和识字班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给工人上文化课，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用浅显的语言讲述社会的不合理，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大，工人阶级要有自己的政党、要组织工会等革命道理。这样，一方面使工人群众学得了革命道理，提高了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使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同本阶级的基本群众结合起来，通过参加工人们的实际斗争，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改造，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
五四运动催生了大量进步社团和共产党早期组织，为中共创建奠定了组织基础
五四社团特别是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要内容的社团，在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成长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可以说是中共诞生的组织源头。
五四运动催生了大量宣传和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团体。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倡导下，由邓中夏、黄日葵、高君宇、刘仁静、罗章龙等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等人。在长沙，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工商各界人士，共同发起创办了文化书社和“俄罗斯研究会”，该社销售大量的马克思主义书报。在天津，周恩来等一批先进分子在1919年9月成立了觉悟社，宣传马克思主义。在武汉，1920年2月，恽代英、林育南、李秋实等人组织了利群书社。
中共的发起创建活动，正是在五四社团、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社团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如上海发起组的最初成员，就是来自新青年社和星期评论社，长沙的早期组织更是从新民学会内部秘密产生。正因为如此，党的早期领导人在谈及中共创建经过时，总是不忘五四社团与党的产生的密切关系。李立三在《党史报告》中认为，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中国社、觉悟社、新民学会、共存社、少年中国学会等团体，“和党的产生最有关系”。瞿秋白在《中国党史纲要》中，将新青年社、星期评论社、新民学会、新中国社、少年中国学会、共存社、民生社、觉悟社等进步社团，称之为“共产党的细胞”。陈公博在《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中，甚至将新潮社等团体称之是“共产主义本源的团体”。
在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也引起了列宁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重视，1920年3月，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经斯基等来华，在组织上、理论上、经费上帮助中共建党。1920年8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成立了第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同年10月，李大钊发起成立了北京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之后，在陈独秀、李大钊的积极指导和推动下，从1920年秋至1921年上半年，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赵世炎、周恩来等在法国，施存统、周佛海等在日本陆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宣告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既是中国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和十月革命的影响，更源于伟大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