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

蔡叔厚，原名蔡绍敦，浙江诸暨人。1898年生于天津，3岁随父入湖南，9岁时其父殁于华容知县任上，后随母回归浙江故里。他1912年毕业于杭州模范小学，1918年毕业于浙江甲种工业学校（浙江大学前身）机械科，遂入日商办的上海内外棉四厂（后改上海国棉11厂）作机电工。
　　1919年为响应五四运动，反对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蔡叔厚参加上海工人大罢工，愤而离开日商纱厂，进华商宝成纱厂（后改上海国棉7厂）任技师。次年夏，蔡叔厚应邀赴湖南纱厂任电气科科长。1921年，他同夏衍（著名作家、电影剧作家、曾任文化部副部长）等一起东渡日本留学，先后在东京电机专科学校、东京工业大学电机科攻读。
　　1924年11月，蔡叔厚毕业回国。于次年春筹资创办上海绍敦电机公司，自任经理兼工程师。公司研制生产电波紫光放电机、霓虹灯用高压镇流变压器、断路指示器等，并兼营电机修理业务。最早设置在上海大世界屋顶上的“电光新闻”，就是蔡叔厚设计制造的。
　　1927年冬，蔡叔厚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被编入上海闸北区一个街道支部。他以公司经理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绍敦电机公司也成为党组织的一个秘密联络点。公司创办初期，在吴淞路有恒路1号（现为东余杭路），规模不大，蔡叔厚既是老板，又是技师，公司其实只有一个会计、一个技工和一个学徒，业务均由蔡叔厚一人操办。
　　公司在掩护地下党的工作人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1928年5月，夏衍因故不能去武汉，找蔡叔厚帮助落脚。蔡叔厚毫不迟疑地说：“搬到我这里来住，挤挤还可以。”第二天，夏衍就搬进了公司。蔡叔厚还给夏衍介绍公司楼上两家朋友。一家是张秋人（时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另一家是杨贤江（浙江第一师范教师）。每天晚上蔡叔厚和夏衍等避难朋友在楼下促膝聊天。
　　同月中旬，中共地下党员何兆芳从日本回沪，到上海绍敦公司找夏衍，并告知自己落难，住不起旅馆，问夏衍有什么办法解决投宿。夏衍陪何找蔡叔厚商量，是否可以让他住小房间里？蔡叔厚考虑后对夏衍说：“您放心，我去想办法。”过了两天，蔡叔厚就在附近吴淞路租了一亭子间，把何兆芳安顿下来，还订了“包饭”。为此事，夏衍在《懒寻旧梦录》一书中写道：“人世间的确也会有一些奇事和奇人，尤其在‘世风日下’的当时，竟会有蔡叔厚这样颇有孟尝君风度的人物，甘冒政治风险，为我们这些流亡者出钱出力。”
　　从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直到1929年底，先后在蔡叔厚公司留宿的有广州起义失败后来沪避难的叶剑英、廖承志、曾宪植（曾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等；有从莫斯科归来向党中央汇报的徐冰（后任中央统战部长）。以后还有从九江越狱的刘鼎（时任闽浙赣苏区政治部组织部长、红军兵工厂厂长兼政委）、涂作潮（曾任中央特科电台训练班教员）；有皖南事变突围的钱俊瑞（时任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余立金（时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等。蔡叔厚皆一一热情接待，免费供应食宿，送别时还资助路费。
　　其实“蔡老板”并不是富有的资本家，公司经常亏空，寅吃卯粮，有时还要借债度日。蔡叔厚年轻时曾和汤恩伯（后任国民党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是“结拜兄弟”。汤在日本士官学校念书时，曾不止一次得到蔡叔厚的救济。有次汤凑巧从南京来上海，打电话约蔡叔厚在大东酒店一叙。蔡叔厚向汤“装穷”，说公司“营业不佳，快要倒闭”。汤恩伯给了他3000元支票。蔡叔厚的姐夫蒋志澄是陈立夫（时任国民党中统局局长）的亲信，蔡叔厚又从蒋志澄那里“借”了一些钱，作为活动经费。
　　1927年董必武（时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派人将3000元的支票转交茅盾（时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并告知时局将有变化，嘱茅盾持此支票去上海绍敦公司兑现，隐于笔耕，善自珍重，后会有期。茅盾乘船来沪，那张3000元支票，在码头军警搜查时被发现。茅盾急中生智，悄悄对哨兵说：“这东西（指支票）我不要了，我送给你吧！”那个哨兵惊喜地把支票塞进口袋里，让茅盾走了。事后，茅盾通过先向银行挂失，再由蔡叔厚的公司作担保，取出了这3000元。被搜走的那支票，成了一张废纸。
　　1932年，蔡叔厚奉调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由肖项平、罗伦斯、史沫特莱领导。淞沪战争爆发后，他将绍敦电机公司更名为中国电工企业公司，赶制防毒面具，支援抗日前线。蔡叔厚还奉命去日本探取情报，并获取蒋介石和德国军事顾问拟订的一份围剿中央苏区的建议书。1935年4月，罗伦斯被捕，组织被破坏。蔡叔厚在史沫特莱领导下，协助处理善后工作。他将公司迁至爱多亚路（现在延安东路）379号，协助上海地下党，将在日本从事情报的肖项平等秘密送往苏联。1936年初，由于史沫特莱匆匆撤离，蔡叔厚与共产国际失去了联系。1938年，他与上海地下党取得联系，继续从事地下工作，曾冒着生命危险，租用保险箱将方志敏就义前写的《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珍贵遗稿妥善保存，然后转交党中央。抗日战争胜利后，蔡叔厚创办了华浮实业公司和同庆钱庄，并投资昆仑影片公司，任常务董事。
　　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蔡叔厚又奉命参与组织策反汤恩伯和驻沪西的第75军军长吴宗直。
　　上海解放后，蔡叔厚主动结清公司及其所有企业资产和股票，上交组织。
　　新中国成立后，蔡叔厚历任上海市文化局电影管理处处长，上海市公用局、规划建筑局、机械工业局、机电一局副局长等职。
　　1955年，蔡叔厚因潘汉年、扬帆案，受株连入狱。文革开始，蔡叔厚又被拘留审查。1971年5月6日，他因脑溢血死于狱中。
　　蔡叔厚生前，还曾任中国民主建国会上海市常委会副理事长等职，并当选为上海市第一、二、三、四、五届人大代表。
　　1978年6月，中共中央专案小组为蔡叔厚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次年3月，上海市机电一局举行蔡叔厚骨灰安放仪式。1983年3月1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恢复蔡叔厚中国共产党党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