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侵略军进攻浙江安吉县城，狂轰滥炸、杀人放火，城内一片火海，好端端一座古城被烧成废墟！他们无恶不作，强奸妇女，到处杀人，死伤无数，惨不忍睹。宁静的安吉山城处在白色恐怖中。
使我终身难忘的是杀父之仇。那是1943年重阳节的下午，日军再次来“扫荡”。我们全家在逃难途中遇到日军，他们从背后连续向我们射击。父亲不幸被子弹击中，倒在血泊中，含恨离我们而去。全家人接受不了这个残酷的事实，母亲扑在父亲身上哭得撕心裂肺，几乎昏厥过去。我亲眼目睹父亲临终时的惨状，暗下决心，一定要报杀父之仇，这也是我参加革命的主要动机。我们回到家时看到房屋也被日军烧成一堆灰烬，处于无家可归的境地，瞬间感到了穷途末路，不知今后去向何方。
正在走投无路时，父亲生前好友金阿其帮助了我们。他和蔼可亲，给我讲了许多革命道理。我在黑暗中看到了光明，毅然决定走上革命道路。经金阿其叔叔的介绍，我在1945年4月16日参加了革命，从安吉县递铺镇来到临安中国共产党浙西专员公署警卫大队，给大队长赵辉当通信员。从此我成了一名革命战士。那年我才15岁，这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入伍后我担任通信员，后负责联络站的工作。我很高兴从事这项工作，但又担心完不成任务。当时情报、信件主要依靠人徒步送达。没有地图指明方向，也没有钟表计算时间。因此每到一个新驻地，我要认真了解村庄的名称，掌握四周的地理环境，识别建筑标志，依靠太阳、月亮、北斗星的位置和来判断方位和时间。首长对我的叮嘱牢记在心，我十分认真努力地去完成任务。
不久，领导命令我和一名有病在身、行动不便的战友到临安县锦北镇（今横畈镇）北面建立一个联络站。联络站设在一位“白脸红心”的伪保长家里，我公开身份是他家的放牛娃。联络站工作相当艰苦和繁重。临安、余杭属天目山山脉。那时山路崎岖，有时遇到刮风下雨，路更难走。沿途都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情况的发生。有一次好不容易将情报送到目的地，但部队已经转移了。我看到几个孩子在放牛，走过去问他们部队的去向，他们反问我：“找新四军做啥？”我就说：“我想参加新四军！”于是，他们就把部队的情况告诉了我。我忍着饥渴，克服困难，终于及时将情报送到部队，完成了任务。我得到领导的表扬和鼓励，后来调到临余支队跟随首长鲍挺当通信员。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我们新四军临余支队奉命进行战略性转移北撤。然而，国民党反动派来捉拿母亲，因为母亲是新四军家属。幸得有许多好心人及时向母亲通风报信。我那可怜的母亲只得趁着夜幕降临，抱着年幼的胞妹逃往他乡，四处谋生。后有大舅父彭富年将母亲、胞妹挽留家中，直到解放。
在北撤转移过程中，我们过长江到江苏省涟水县进行部队整编，临余支队编入新四军一纵队一旅二团。我随首长调入一旅侦察科当通信员。部队继续北上到山东省费县，我又随首长调入二团参谋处当通信员。由于我思想进步，工作积极，1946年3月15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候补党员，时年16岁，到18岁按期转为中共正式党员。我右踝关节受过伤，在北撤途中因旧病复发，寸步难行，领导送我到团卫生队治疗。伤愈后卫生队秦队长对我说，我已调到卫生队工作，要我好好学习医务知识、战地救护包扎技能以及疾病预防和治疗知识。后又送我到一纵队卫生学校学习医务理论知识。在战争年代有这样好的学习机会，我十分珍惜，把学习到的医务理论与实际临床工作相结合，边学习边实践，非常用功。学习结束后，我仍回二团卫生队工作，先后担任卫生员、医务助理和军医。在枪林弹雨中，在硝烟弥漫的战场，我抢救伤员，救死扶伤，在战斗间隙还开展对伤病员的治疗和疾病预防工作。
之后，我参加了孟良崮战役，还有震惊中外的淮海战役，又参加了渡江战役、上海战役等。我们打倒了国民党反动派，推翻了蒋家王朝，成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1950年6月25日，新中国成立还不到一年，朝鲜战争爆发。党中央毛主席发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号召。我随部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不久就投入了战斗。我依然在所在团卫生队工作，主要任务是在战场抢救伤员，在经历的每次战斗中，我和战友都克服困难完成了任务……
几十年来，我紧跟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闹革命、搞建设，完成了我应该做的工作。1990年底，我享受了离职休养的待遇，医疗保健方面，又享受到市级干部的待遇。我成了新中国“开国将士”中的一员，我万分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荣誉。
在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又想起千千万万的革命烈士，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才换来了今天的胜利，使全国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我们永远不能忘记革命烈士的丰功伟绩。我们还要继续艰苦奋斗，使我们伟大祖国更加富强，人民更加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