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始终要求我们做个普通人

父亲走了，在2005年1月8日那个寒冷的早上……
　　与父亲最后告别的那天，我站在母亲身旁，胡锦涛总书记握着她的手说：“宋老功勋卓著，德高望重，英名永存。”
　　2009年7月11日，是父亲诞辰百周年日，面对文献片《宋任穷》导演的提问，我说：“我是长女，父亲对我要求一直很严格，我的感受是：父亲更多是属于党的。”
　　年少时觉得父亲离我很远
　　抗日战争百团大战时，我出生在129师野战医院。
　　我原名宋小琴，后来去荣臻小学（北京八一学校前身）读书，听到大人的口头禅是“乱弹琴”，便自己做主把名字改为宋勤。后来才知道，我的本名源于父亲的本名宋韵琴。
　　小学六年结束后，我到北京师大女附中（后为北京实验中学）读书。在父亲没有调来北京工作之前，我和妹妹宋小平一直住校，过集体生活。节假日时，我们曾经到陈赓、张际春、刘志坚等各位伯伯家住过。那时，我不知道父亲在哪里，觉得他离我很远。
　　上初中时，记得有一次父亲来北京开会，抽空儿到学校来看我。接到学校通知，我跑到传达室，看见父亲坐在传达室的一张木条凳上，正耐心地等着我。之后，我们随便说些学校的事情、家里的情况，父亲还拿来了弟弟妹妹的照片给我看，并让我到中南海西楼住几天。可小时候的我更喜欢学校，就没有答应他。
　　1954年12月，父亲调来北京工作，我仍然住在学校，直到学校做出硬性规定：北京有家的学生必须回家住。习惯集体生活的我才极不情愿地回到家里住了。但在一段时间里，父母要求我除了节假日在家吃饭外，早中晚三餐都要到学校食堂吃饭，目的是为了教育我“和工农子弟打成一片”。说实话，当时我并不知道父亲任什么职务，是多大的官，同学之间也不打听这些，都努力学习，争当三好学生。
　　1959年，我完成了中学六年的学业，学习成绩优秀，同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成为哈军工接收的第一批高中毕业女学生。
　　哈军工的学习生活紧张而有序。有一天，我在宿舍复习功课，巧遇邓颖超妈妈来视察，她见到我后，很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情况，问寒问暖。最后她对我说：“我和你周伯伯从沈阳过来。你父母说，对你要和对其他孩子一样，不能有特殊。”
　　这期间还发生过一次意外。1960年春夏时节，一天课间休息时，一块木制楼梯板砸到我的头上，医生诊断为轻度脑震荡。院领导到宿舍来看我时说：“你父亲从来不给我们打电话提任何要求，这次他知道你受伤了，特意打电话问我们情况……”当时，我真的觉得特感动、特温暖，原来一直严格要求我的父亲也在惦记着我，关心着我。
　　“文革”拉近了我和父亲的距离
　　从哈军工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七机部二院工作。一年后，“文革”开始了，当时父亲任中共中央东北局第一书记，曾写信给我说他对这场运动“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尽管我很多事情不明白，但还是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去，只是冥冥之中感到不安，不知会发生什么事情。
　　“文革”开始后不久，周恩来总理为保护老同志，将我父亲等人接到北京京西宾馆。当时，我下班后常去看他。但随着斗争的升级，形势越来越紧张，以致后来发生了冲击京西宾馆的事件。一群造反派冲进来，在他们要用绳子把父亲从六楼的阳台上吊放下去那千钧一发之际，傅崇碧同志负责指挥的警卫部队急速赶到，把父亲从他们手中夺了回来，转移到安全地点。我下班后到京西宾馆看父亲时，才知道白天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事情，难过得失声痛哭。父亲却安慰我说：“不要哭，没有什么，我不是很好嘛！”之后，父亲被迫搬离宾馆，没了消息。
　　在父亲消失大半年后，我忽然接到他打来的电话，他说他在总参海运仓招待所的后小楼，并说只允许我去看他。我非常兴奋，连忙问他需要带什么东西，他却简单地说：“你带工业券就可以了。”当时买布鞋要凭票，一位工作人员替他垫付了工业券，他一定要还给人家。我见到父亲后，才知道他与秦基伟、陈再道等许多将军都被隔离在这里。带着全家的嘱托，我同父亲说了很多话。分别前，我对父亲说，以后我每星期都来看您，帮您洗衣服。没想到，后来每次见到父亲时，他都已经把衣服洗干净挂在那里了。
　　春节以后，父亲被送到离辽宁沟帮子还有一百多里的机耕队劳动。一个多月后，母亲被允许陪伴父亲，他们又一起去了二五农场。
　　这时，我们这些子女都尽自己的能力去农场看望父母。当时我也被下放到军垦农场改造。
　　1973年初，我和小平、克荒联名写信给周恩来总理，希望能接父亲来北京治病。1973年4月，父亲被批准到北京医院治疗。党的“十大”刚开完，一伙“造反派”非让父亲回农场不可。我向单位请了假，陪着父母又回到了1971年我去看望他们时他们住的那两间农舍。
　　在那里我住了4个月，这段时间，是我和父亲朝夕相处生活在一起最长的日子。
　　这段时间，父亲沉默少语，并没有教导我什么，只是每天坚持干活、散步，默默听着收音机里那些狂躁的声音。父亲用他的神色、用他的精神让我感知到他顽强的毅力、坚定的信念和不信邪的情操。
　　“文革”中，黄德生和我结婚时都在七机部工作。因为和我结婚，组织上还让他写了份保证书，内容是：“我愿意同宋勤结婚，并愿意服从宋任穷定性后，组织按党的政策（文件）和具体规定所作的处理意见。”即如不合要求，他就得离开七机部。
　　老黄写了“保证书”八年后，1977年10月，父亲出任七机部部长。
　　在父亲被批斗、被“改造”时，我们是我们，是普通人；在父亲当部长，及之后进中央书记处、政治局时，我们还是我们，仍是普通人。
　　父亲离我们而去，但他英名永存，精神永在。父亲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宋勤简历
　　宋任穷之女，中共党员。1940年9月出生于山西省辽县。1965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先后在七机部二院、五院，国家机械工业委员会、国家经委等部门工作，后到中国煤炭进出口总公司（现为中国中煤能源集团公司）工作。2001年退休。现任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
（本文摘编自《我的父辈》一书中宋勤文章《不管是在“文革”中被批斗、下放改造，还是复出后身居高位——爸爸始终要求我们子女做个普通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