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洒坦荡 李一氓（下）

（上接第9期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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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一氓担任过许多重要职务。如果按照这些职务来介绍他，肯定是不全面的，只能展现他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的一面。李一氓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兴趣广泛、博学多才的学者本色，潇洒豁达、率真坦诚的性情中人。李一氓不讲究什么分内分外，只要是对革命事业有益，他就会主动去做，热情洋溢地去做。

1938年1月，李一氓带领从延安派到新四军的三十多名政治工作人员到达武汉。他在武汉偶遇刚从南京出狱的陈同生，就嘱他找些知识青年参加新四军战地服务团。过了几天，陈同生约了杜宣去见李一氓。李一氓又要杜宣尽量多约一些文艺青年参加新四军。据杜宣在回忆战地服务团的文章中说，他找来了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吴晓邦和韦布，又找来了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的李增援和黄若海。组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不是李一氓的分内事，但是他重视宣传文化工作，很自然地愿意出一份力。

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三年，李一氓掌管两个部门，又任东南局秘书长，工作是很繁忙的。但他还用了很多精力和时间，支持《抗敌报》和《抗敌》杂志的工作。

《抗敌报》几乎每期都有社论，其中涉及国际问题的社论，关于欧洲战争形势的社论，大多由李一氓撰写。此外，他还在《抗敌报》发表过多篇署名文章。国民党报纸造谣说新四军压低粮价，强迫封仓。李一氓发表了《皖南的粮食，农民与军队》，予以公开反击。在欧洲，法西斯德国进军波兰，苏联红军也进占波兰东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竟然与法西斯德国“瓜分”波兰，引起新四军将士和许多人士的惶惑。这是一个必须解释又难以说清的问题。李一氓发表了《漫谈苏联红军向波兰进军》。文章强调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看清形势，接着具体地介绍波兰是一个亲德的执行法西斯政策的国家，残酷迫害东部的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然后得出结论，由苏联红军去解放波兰东部，总比整个波兰落入法西斯德国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在当时，这样的解释被大家接受，很解决问题。

《抗敌》杂志一共出版了18期。李一氓在第三期发表了《在游击区内用军事方法与日寇作经济斗争》，主张破坏敌占区的铁道、公路和水运，用瘫痪交通运输的办法，来粉碎日军掠夺物资“以战养战”的阴谋。从第7期到第12期，李一氓每期都有文章，有的谈民主和抗战的关系，有的谈欧洲战场形势，也有的谈哲学，谈艺术。

一氓任淮海行政公署主任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联欢会，发现有些干部能唱京剧，还会表演，于是引发了组织一个京剧团的设想。他从沭阳县请来了一位闲居乡间的老艺人，抽调了一些会唱京剧的干部，有些干部本职工作离不开，就当票友，再选调淮海中学的一些学生，淮海实验京剧团的人员就齐了。当时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和天津市面萧条，有些剧团停业，行头闲在那里。李一氓委托给根据地采购军需品的商人，从平津买了两副戏箱回来，价钱也不贵。一开始，京剧团不能上全本戏，只能上折子戏，又不能上太无聊的戏，演出的剧目主要是《打渔杀家》《女起解》《贺后骂殿》《拳打镇关西》等。敌后的农村没什么文化生活，京剧团的演出大受干部战士和老百姓的欢迎。李一氓有空会到京剧团看排练，了解团员们的工作和生活。有时他甚至在排练场坐下来，手持板鼓锤打鼓指挥乐队，打得有板有眼，不了解的人看不出他竟是行政公署主任。这时，有人向华中局告了李一氓的状，说他买行头、唱旧戏，不艰苦奋斗。万幸的是，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作为整风学习文件发了下来。李一氓就依据这篇文章，写了一部京剧《九宫山》，作为配合整风的演出。这个戏先到新四军第三师师部去演，又到华中局和军部去演了几场。在一片赞扬声中，京剧团就站住脚了。

淮海地区有一种民间艺人走村串户表演的戏曲，从来不登大雅之堂。李一氓认为这种民间小戏很有群众基础，加以扶持和改造，将会对抗战的宣传发挥积极作用。这种民间小戏逐渐发展为淮剧，成为江苏省的六大地方剧种之一。

李一氓对戏曲尤其是京剧的爱好一直保留到晚年。上世纪80年代初，他还写了长文《程砚秋论》发表于《文艺评论》杂志，后来收入他的《存在集》。从1953年起，李一氓任保卫世界和平理事会书记处中国书记，在奥地利的维也纳工作和生活了几年。这种由好些国家派代表组成的机构，经常的工作就是开会。据当年的翻译兼秘书陈乐民说，李一氓去开会时，通常带着一本线装书。如果是讨论原则问题，涉及中国的问题，他会认真参与，而且往往一语中的，语惊四座。如果是没完没了地讨论一些具体问题，他就翻开书来阅读。我还知道，正是在维也纳，李一氓用业余时间将《花间集》的两种南宋版本，三种明代版本，以及王国维辑唐和五代二十一家词，仔细地比较文字的异同，斟酌文字的正误，整理出一种新的版本。《花间集》是唐末和五代的一本词集，是汉魏乐府的蜕变，唐诗流派的发展，宋词创作的先导。李一氓的这番校读功夫，是很有意义的。
以上是各个时期可以反映出李一氓另一面的一些例子。这样的事情当然还有很多。
我很喜欢三联书店用长仿宋字体精印的《一氓题跋》。这本书编入了李一氓对71种宋元明清古籍的题记，其中有诗集，有词集，有笔记，也有图谱。还有多篇为当代作品写的序跋，其中有淮阴地区抗日战争回忆录，有阿英文集，有邓拓书法集，有齐燕铭印谱，还有胡考的人像素描，丁聪的鲁迅小说插图集，潘絜兹的李白诗意工笔画，邹健东的摄影集，以及西湖十景、避暑山庄等图集。他还对朱德、陈毅两位老帅的诗写了评论。李一氓的《邓拓书法集序》，从汉字的形成、演变、发展，讲到书法的种类、风格、流派，洋洋洒洒，议论风生。对邓拓的书法，只说了一句：“均属行书，力求潇洒，不肆险怪，难能可贵，就在这里。”但序文最后却写了一件邓拓轶事。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举行时，在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中原有邓拓。但邓拓一再推辞，说应该把名额让给老同志，后来大会接受了他的意见。李一氓写道：“这完全可以说是一个共产党员的虚怀美德，同样难能可贵。”在《齐燕铭印谱序》的最后，李一氓写到他和齐燕铭的交往，“既谈政治，也谈文化艺术，有时也言不及义” 。我想，老友相聚，难免会谈谈天气之类，这是常有的事；但是把“言不及义”白纸黑字写下来，印出来，这样的坦率、随意却是少见的。
我注意到李一氓的这些序跋，都写于1978年至1980年。这几年，李一氓任中共中央国际联络部常务副部长主持工作。他通过实地考察，向中央建议应该恢复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关系，后来又建议恢复和一些西欧共产党的关系，接着又提出应打破框框发展同各国社会党的关系，重视同东南亚各国的关系，都得到了中央的批准。李一氓提出，“三个世界”的划分并不科学，并不符合客观世界的存在，更多地带有以我划线的主观随意性，从而把苏联看成了主要战争策源地。在那个年代，提出这样的意见，需要有足够的理论根底和改革勇气。中共中央慎重考虑了一段时间，同意这个意见。

这就是说，已经将近80岁的李一氓，履行中共中央赋予的职责，思考的是战争与和平的大事，开拓国际关系的大事。与此同时，他还关注诗词、戏曲、书法、篆刻、绘画、摄影，一篇又一篇写出自己的见解。如此潇洒，如此勤勉，如此博学，如此有情趣，真是令人钦佩。

我也喜欢李一氓的回忆录《模糊的荧屏》。名人的回忆录，大多有人代寻资料，有人代为整理，因而史实难免失误，文风缺乏个性。李一氓则是自己动笔，写出初稿以后，才请一些知情者帮助把关，因而极具特色。

李一氓在回忆录里写了他记得的许多同学和战友的姓名，有些还作简要的介绍。对于牺牲的战友，帮助过他的战友，介绍得更加详细一些，唯恐随着时间的流逝，销蚀了他们的姓名。至于他自己，只用平实的笔调记述经历过哪些事情，做过哪些工作，没有一个字提及他的贡献和功劳。对于历史上的经验教训，他也有一些议论，但一再说“很难说是准确的”，“我并不是党史学家，我只能表达一种极为粗浅的简单意见”。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实事求是和虚怀若谷，贯串于全书的始终。李一氓的回忆录是晚年写的，但他记忆力极好。他记述的许多事情，对我们研究党和人民军队的历史颇有帮助。例如他写到，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会场设在白克路（现凤阳路）上一排楼房里。中共中央让李一氓夫妇和两个孩子住在那里做掩护。房子大，人口少，于是又派从苏联回国不久的赵毅敏和李一超，作为李一氓的弟弟和妹妹也住了进去。这位李一超，就是后来的东北抗联女英雄赵一曼。在赵一曼的传记中，在赵一曼牺牲的尚志县和家乡宜宾市的纪念馆中，都缺少她参加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工作的这一段，因而李一氓特地做了介绍。

李一氓在回忆录里写下的一些细节，可以称为掌故或者花絮。他记述他的中学同学，首先提到李叔薰，后来进上海大学，改名李硕勋。五卅运动时，李硕勋当选上海学生联合会主席，又当选全国学生联合会主席，还是李一氓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介绍人。1931年李硕勋赴海南岛巡视游击队的斗争，不幸被捕牺牲。李硕勋是著名的革命烈士，很多人知道他的事迹。但是有一件事，就只有李一氓知道了。1919年他们在家乡成都考入中学时，李硕勋、李一氓，还有蒋留芳，三个要好的同班同学，曾经模仿桃园三结义，结拜为兄弟。李一氓还写到另一个中学同学孙良，小伙伴按他姓名的谐音，给他取了绰号“绅粮”，就是地主。这当然让孙良不爽。他去投考黄埔军校时，改名孙元良。北伐战争中他已任团长，因为打了败仗，蒋介石要杀他。他从江西前线逃到武汉找李一氓。李一氓劝他回四川躲一躲，还送了他路费。此人就是淮海战役中全军覆没自己侥幸逃脱的国民党第十六兵团司令。结拜兄弟，给同学起绰号，这些少年趣事，虽然不入正史，但读来有趣，使人感到亲切可信。

这部回忆录以《模糊的荧屏》为书名，也与众不同。李一氓在自序中说：“时过境迁，现在所能检索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面模糊的荧屏而已。”书中还一再有类似的表述。讲到北伐战争时从广东到湖南的徒步行军，他说：“这已是六十年前的事了，县与县之间究竟渡过什么水？经过什么市镇？每天在哪里宿营？已经不能确指了。”讲到从上海到中央苏区：“一路行来，虽然有些新鲜事物可记，但那究竟是当时的情形。现在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要去追忆怎样的新鲜，也就不容易了。”甚至皖南事变一起突围的战友，有的也记不得姓名了。读着这样的表述，我对老革命家的坦诚、实在也很钦佩。我甚至认为，既然记不清的没有写，那么写下来的就是记得的，可信的，所以就全书来说并不模糊。

《模糊的荧屏》出版十年后，再版时已改名《李一氓回忆录》。我不知道更改书名的原因，但我认为大可不必。

2019年4月写于海南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