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记忆中，老爸爸的胡子很硬，扎得我脸挺痛，其他似乎没什么印象。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好奇心也俱增。我多次询问我们家为何还有一个老爸爸。父母在工作之余先后给我讲了老爸爸的情况，使我对这位陕北老红军肃然起敬，久久难忘。他那高大的形象、淳朴的语言、朴素的穿着、慈父般的关爱，一直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老爸爸是陕北榆林人，阎娃子是他的小名，以后又成了他的大名。从小失去父母的他，靠奶奶一人带着，奶奶去世时，阎娃子才六岁。无依无靠的娃子只能帮地主放羊，随着年龄的增长，他又成为地主家的长工，每天要干繁重的体力活，还要放牛。由于他勤劳肯干，他管的那几头牛长得特别壮实，因此远近几家地主都要他到家管牛。后来红军来到他的家乡，他毅然参军，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到部队后，连长看他嗓门大，中气足，就让他干司号员。他也认真学，刻苦练，终于成了一名合格的红军司号员。在一次战斗中，他不幸右臂中弹，鲜血直流。后经抢救，人脱了险，右臂就此残废了。枪不能拿，号也无法吹，从此老爸爸就做起了马倌，专门负责首长马匹的饲养管理。由于他从小饲养牛羊，很快和马匹成了“好朋友”，精心照料，细心看护，这马匹似乎也和老爸爸有了感情，特别听他的话，老爸爸一发声，这马匹还能听懂，“马司令”的绰号也就这么传开了。
解放战争开始后，老爸爸调华中军区，还是当他的“马司令”。苏中七战七捷后，父母随华中野战军北撤至山东。父亲在前线，母亲则随家属队北撤。那时母亲正怀着二姐，带着大姐和部队一起行军。当部队撤至沂蒙山区时，母亲临产，卫生员找到一个破马棚，铺上稻草给母亲接生，接生中遇国民党飞机的轰炸。一枚炸弹在离马棚几十米处爆炸，母亲被气浪震昏，在听到女儿的啼哭声时，她立即起身紧紧抱住孩子，拖着虚弱的身子追赶部队。冬天的沂蒙山区十分寒冷，母亲背着二姐翻山行军。婴儿的尿布洗后就结扎在母亲的腹部，母亲用体温烘干一块块尿布。
因北撤中母亲带大姐、二姐两个孩子，父亲将警卫员留在家属队，帮助照顾两个孩子。警卫员当时17岁，他希望上前线杀敌。得知警卫员的想法后，母亲主动向上级提出让警卫员回到父亲身边，随部队上前线。军区政治部知道此事后，重新调配一位年龄较大的老红军马夫来帮助照顾孩子，这位马夫就是老爸爸。
从此老爸爸就一路看护、照顾我的两个姐姐，部队行军出发前，老爸爸将准备工作全部做好，到宿营地之后，就马上和面做饼，当婴儿啼哭时，他立即抱着哄孩子。老爸爸对母亲说：“我无家无儿，这两个娃是革命后代，也是我的孩子。”我的两个姐姐就由这位老爸爸用一根扁担两只筐从临沂挑到渤海军区。到山东后组织上安排老爸爸去新的岗位，大姐还拖住老爸爸不让走，老爸爸临走时对大姐说：“等革命胜利了，若我还活着，一定来看你们。”
上海解放后不久，父母亲通过组织找到了老爸爸。此时他已经转业回到原籍，在县政府招待所当副所长。父母请他来上海家中。坐了长时间的火车，他到了我们家，看到我时就抱起我对父亲说：“你们家多了个娃，我们军队又多了一个兵。”姐姐们则不停地围着老爸爸，叫着、嘻着，挠着、逗着，玩得可开心了。
在上海过了几天，老爸爸就坐不住了，想早日回到他熟悉的家园。临别时父亲将自己一件羊皮军大衣送给了老爸爸。老爸爸回陕北后就以自己没文化、机关工作不适应、住荣誉军人院不习惯为由，要求解甲归田，回老家居住，最终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政府在当地给他盖了一间小瓦房，老爸爸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向组织提出，要住到和乡亲们一样的窑洞去。他感到窑洞冬暖夏凉，住在那里舒适，心里踏实。这样老爸爸又住回了窑洞，养了几头羊，又当起了羊倌，过着幸福、自由的晚年生活，在他的故乡走完了一生。
这就是一位普通老红军战士不忘初心的真实情怀。老爸爸他们那代人，在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在和平年代不图钱财、不要享受，这种情操值得我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