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

今年金秋，具有历史意义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决定》全面回答了在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上，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这个重大政治问题，既有理论上的新概括又有实践上的新要求，是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笔者学习、领会四中全会公报，写下四方面的体会，请读者指正。

一、从“四个现代化”到“第五个现代化”

海外媒体热评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认为：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走向“第五个现代化”。这是一句大实话，也是一个客观的评价。

历史不会忘记，在1964年12月20日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向全国人民宣布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1975年召开的四届全国人大重申这个发展目标。新时期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奋斗目标再次强调实现“四个现代化”。

《联合早报》评论，前四个现代化目标主要在物质和生产力层面，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第五个现代化目标”，强调的是“制度和生产关系”层面。确实，共和国70年的历史经历表明，我们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五位一体”和国防军事、祖国统一、外交、党建的各方面领域取得了卓著的成果， “四个现代化”一定程度反映了这些领域，但用“第五个现代化”，能更为清晰表达我们主攻“制度”方面的步伐。邓小平曾经有一个著名的判断，就是制度更靠得住。制度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他说： “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四中全会是党的历史上首次以中央全会来专门研究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问题，集中研究并决定从制度层面总结“中国之治”的经验，实属重要。

同时，《决定》也制定了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路线图和时间表，就是总结了我们党和国家在制度方面的13个长处和优越性，做出了13个需要“坚持”和努力的奋斗方向，提出奋斗的时间节点，即“到二〇三五年，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巩固、优越性充分展现”。

民族振兴、中国现代化强国的建成，是我们的“中国梦”，只要不懈努力，中国人民一定能筑梦圆梦。

二、首要的制度优势是党的领导

《决定》总结概括了党和国家13个制度优势，其中，首要的制度优势是党的领导。

突出党的领导，突出党中央的权威，这是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深刻体会。在革命时期，毛泽东认为，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主要的法宝，党的组织“是掌握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这两个武器以实行对敌人冲锋陷阵的英勇战士”。毛泽东认为，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法宝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在建设时期，一直强调“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1958年6月，党中央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五个领导小组。毛泽东说，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隶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文革”刚结束，少数人利用总结“左”倾错误教训的机会，北京的“西单墙”、上海的所谓“民主讨论会”打出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否定毛泽东思想的旗号，刮起一股阴风。邓小平在1979年3月30日鲜明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他说，“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谁来组织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谁来组织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在今天的中国，决不应该离开党的领导而歌颂群众的自发性”。而且邓小平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强调，每个共产党员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
丝毫的动摇。

在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也有淡化、削弱党的领导的错误倾向，有人认为“市场的决策权（经济权威）在市场主体”，党的领导应该“超脱”一些。我们党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了党的领导和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 “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习近平针对企业运行中有淡化党的领导的问题，指出： “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紧紧围绕全面解决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问题，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不动摇，发挥企业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认为，中国特色现代国有企业制度， “特”就特在把党的领导融入公司治理各个环节，把企业党组织内嵌到公司治理结构之中。认为： “国有企业党组织发挥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归结到一点，就是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

党的十九大所概括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丰富内涵为“八个明确”和“十四个基本方略”，其中一个“明确”就是“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 “方略”的第一条，就是“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特别是，对于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与党中央权威的关系，习近平强调，在国家治理体系的大棋局中，党中央是坐镇军帐的“帅”，车马炮各展其长，一盘棋大局分明。

归纳一句，四中全会精神总结的13个制度优势，增强了“四个意识”，更坚定“四个自信” “两个维护”，我们要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在新时代新征程上砥砺前行，取得更大的胜利。

三、制度优势源于人民的探索实践

四中全会公报指出：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团结带领人民，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赢得了中国革命胜利，并深刻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不断探索实践，不断改革创新，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形成和发展党的领导和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军事、外事等各方面制度。”

简言之，我们的制度优势源于党领导下人民的不断探索实践，并转化为国家治理体系的效能。

我们的制度可以概括为“根本制度”（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基本制度”（如：政治方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民主制度等）、 “重要制度”（范围更大的各领域各方面的制度，重要的如法律制度，有多个层级：包括国家法律、国务院条例，为“上位法”；包括地方人大条例、地方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

《决定》专门对“完善科技创新体制机制”提出了要求和规定，进一步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包括建立实施“实验室体系”制度、 “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 “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的制度、“提升产业基础能力和产业链现代化水平”的制度等，都需要党领导下各方面人士的创造和努力。

长三角一体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交给上海的“三项任务”之一。江苏、浙江、安徽和上海已与2018年11月共同通过关于支持和保障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决定，成立了相关的行动办公室。

日前正式揭牌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标志着一场重大改革实践的全面起航。这个示范区首期启动的面积只有600多平方公里，但跨越了三个省级行政区。这里将打造生态友好型一体化发展样板，还将在一些重点领域推进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如统一规划管理、统筹土地管理、建立要素自由流动制度、创新财税分享机制、加强公共服务政策协同等。在这些领域，各个行政区之间存在着标准不统一、规则不一致、平台不衔接的问题。示范区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不改变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三个行政区隶属关系的前提下，通过综合配套改革，在生态建设、要素市场、基础设施、公共事务等方面重点领域，努力实现标准统一、规则一致、市场一体。据悉，三省一市的人大常委会分别制定2018年和2019年三省一市立法工作协同计划，这一计划已经纳入三省一市各自的年度工作要点。这方面的制度建设的实践，也需要三省一市群众
的协同奋斗和构建。还以上海为例，法规在保障经济和改革发展的同时，越来越在民生、环保、区域方面与时俱进，在可操作性、有效性方面取得进步。比如上海三件“有分量”的法规，很有实效。一是上海2010年颁布的《上海市公共场所控制吸烟条例》，2017年修订后，严控室内公共场所、室内工作场所、公共交通工具内吸烟，追上了发达国家大城市控烟步伐，被坊间称为“最严控烟令”。二是2015年修订的《上海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条例》，一定意义上是十八大后“保卫蓝天计划”的一部分，上海外环线内（2018 年扩大到含外环线）禁燃爆竹，经上下努力，实施后，做到三年春节期间“零燃放”。三是2019年1月通过的《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进博会后考察虹口区，提出“垃圾分类是新时尚”，上海制定这个条例，今年7月1日实施， “启动法规”时只有15%市民行动，实施百日以后，已经做到80%以上市民能垃圾分类，显示全国率先的姿态。法规制定和实施中，都有民众的参与，民众的探索、创造和艰辛的实践。它说明， “中国式”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植根中国大地、具有深厚中华文化根基、深得人民拥护的制度和治理体系，是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巨大优越性的制度和治理体系。

四、发挥制度优势须全社会共建共治共享

全会公报指出的推进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包括“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保持社会稳定、维护国家安全。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

制度优势涉及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和军事、一国两制、外交、党建等方面和领域，属于较为宏大的事宜，同样，构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也涉及宏大的事业，然而，每个方面和领域，既有国家的大政方针的思考、规划和定夺，也有涉及基层的具体措施的商议确定和实施。制度优势的创造和积淀离不开群众，任何制度优势的发挥都与每个公民有关，都需要人人参与。

市场经济孕育和发展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变，生活的社区拓展着很大的治理空间，原来一直存在的街道工作委员会、及相联系的居民工作委员会，新出现的物业工作和以拥有个人产权居民民选产生的业主委员会，形成三方的治理主体，它们之间的契合和协调运行，就是基层治理的难题和重点。这是其一。

其二，中国式代议制的主体— —人大代表来自基层、生活在基层，他们发挥作用，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一环。如今，地方人大常委会都提高了代表的组织化、工作化水平，实施“人大街道工作委员会”组织体系和“代表下社区”的活动，应对“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事宜。

其三，基层群众有了“议事”的权益，有的还设立“议事厅”，提高了基层治理的工作水平。比如，上海浦东新区浦兴路街道有约100万公共经费，准备分给社区，用于居民自治项目。以前是“居委申报-街道批准”，现在有全民评议的环节：在街道18万人中随机抽样360名居民，请他们评议各居委申报的项目，对几个表述打分。生动反映居民民主意识的增强。

11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杨浦滨江和古北社区时说， “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为人民。无论是城市规划还是城市建设，无论是新城区建设还是老城区改造，都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聚焦人民群众的需求”，鲜明提出“人民城市为人民”， “城市治理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

我们有信心在发挥制度优势，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事业中，有新的创造、新的成绩、新的贡献。

（本文作者为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特约研究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原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