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有相当数量的上海热血儿女，在中共上海地下组织的安排下，毅然决然地投身到抗日战争洪流之中。杨勇伟（1921—2012），男，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人，80年前从上海市区去崇明岛参加抗日游击队开始，历经大小战斗一百五六十次，九死一生，获得了“抗日一枝梅、邮坛不老松”称号。不久前的一天，其长子杨晓伟在南京寓所向我们讲述了他父亲这一段经历。
短诗《痛苦的日子》
我父亲个子不高，但给人的印象是聪明、灵活，很善于动脑筋。我小时候，他总给我们讲他参加战斗的故事，讲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讲已经牺牲的革命烈士。直到父亲去世4年多后，我在整理部队宿舍小仓库时，意外发现父亲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的数百件物品，尤其是4本战争时期和2本解放初期的日记以及200多页手稿时，我完全惊呆了：原来父亲还有那么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如此坎坷的心路历程！
我的父亲原名杨柳德，参加革命后担心连累家人改名叫杨勇伟（为）。我们的老家是在上海市宝山区顾村镇杨家堰（原来属于江苏省），那是一个只有五户人家的小村落。当时父亲家是一排“五间堂”的平房，从远处望去，显得很是气派，一看便知是有些家底的人家。
1937 年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我爷爷家以及我父亲的人生轨迹，从此都发生了改变。我们宝山顾村杨家堰和我们的“五间堂”，正好处在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上海的必经之路，杨家堰也变成了战场。幸好，之前我爷爷奶奶携带住在“五间堂”大大小小19口家人和亲戚，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心爱的家园，加入了试图逃离战火涂炭的茫茫人海。然而不幸的是，逃难途中遇到日本鬼子飞机的狂轰滥炸，一大家人被冲散了。在八一三淞沪战争中，我们杨家有5位亲人，直接被日本鬼子的机枪扫射而杀害，加上被日本鬼子炸弹炸伤而死的、生病而死的、饥饿而死的，共有8位亲人失去了生命。3年后战事稍趋平息，我奶奶携家人返回杨家堰时，早先那么美好的“五间堂”，只剩下断壁残垣。
因为上过私塾，逃难离开家乡的父亲，先是在难民所生活，后来又寄居在别人家中。白天去南京路上的国货公司当学徒，晚上参加夜校学习，参加电影艺术学校的短期培训。就在这时，父亲开始接触进步思想。国破家亡，使处于青春期的父亲，总在思索个人与民族的未来。1939年，父亲写下了这首短诗。父亲在附注中特别注明： “此首诗是1939年在上海时所涂。”这首题为《痛苦的日子》的诗是这样的：孤岛呀！ — —上海！/死气沉沉 — —/黑暗！赌博！荒淫！/腐蚀着人们的心！/生活在这昏糜之岛，/似被关进铁窗牢笼。/痛苦！难受！愤恨！/但有什么用！/不！不能这样下去！/要光明！要雪民族之恨！/勇气呢？鼓起勇气吧！/冲破这牢笼！冲！冲！冲！
或许在有些人看来，这首诗既不合辙又不押韵，不能算作诗。可在我看来，这是当时父亲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这便是1939年参加革命前的父亲。每当我看到这首诗时，我便看到了深受苦难与正在勇于冲出牢笼的父亲！
除夕夜的短兵相接
1938 年 5 月 4 日，毛泽东就致电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新四军军分会书记项英： “在茅山根据地大体建立起来之后，还应分兵一部分进入苏州、镇江、吴淞三角地区去，分一部分渡江进入江北地区。”紧接着 5 月 22 日党中央就有一个给地处上海的中共江苏省委的指示，即要求有系统地动员和组织上海的“学生、工人、积极分子、革命分子、党员”，去当时属于江苏省的崇明岛等日伪军力量相对薄弱的“白区”，从事抗日活动和发展抗日力量。当时在中共江苏省委负责工人运动的韩念龙等同志，不仅很好地贯彻执行了这一指示，而且1939年秋冬时，韩念龙本人也来到了崇明岛，与陈国权一起，领导崇明抗日游击队的各项工作。
崇明岛与上海市区仅有一江之隔，但两地语言的差别还是相当大的。参加游击队的热血青年，不仅要过思想关、生活关，同时还要过语言关。
因为父亲生性比较活跃，适应能力比较强，这些都没有难倒他。游击队组建不久，后勤无法跟上，粮食不够，经常捡老百姓丢弃的玉米芯当干粮；能够吃到一粒粒金黄色的玉米粒时，他便戏说这是“黄金饭”！有时候连吃几天玉米芯，干得连大便都排不出，就
用手来抠，还是没有难倒他。
我父亲 1956 年 8 月 22 日写了题为《战斗！战斗！！战斗！！！》的手稿，这是父亲在崇明、启东、海门、如皋、南通、高邮的战斗生活作的文字记载。
我父亲这样写道： “1938年3月，日军攻占了长江口的崇明岛，当地爱国青年纷纷起来组织抗日游击队。1939年8月，中共江苏省委派韩念龙等从上海到崇明。他们负着党委托给他们的重担，要在这小小的长江口的崇明岛上，组织人民群众燃烧起抗日的烽火！
“刚开始的时候一支枪也没有，就用切菜刀、小匕首，后来找到了几把大刀，这是他们当时唯一的武器。不久买来了一支日本造卅年式的步枪，可是它没有撞针打不响。别管它，就背起这支步枪从这一天起我们的崇明岛上就有了真正的抗日救国武装！”看到这里，我便抽了口冷气，心想仅凭这支没有撞针的步枪，就可以成为抗日救国的武装？紧接着父亲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唯有的办法是要赤手空拳去和敌人作战，从敌人手中夺取枪支来武装自己。自然这样的战斗，只能去寻找敌人最小股和最薄弱的武装，堡镇维持会上的黑老鸦作为我们第一次战斗的目标！”
经过详细的讨论并报上级领导同意，1940年2月7日除夕之夜，刚满18岁的父亲与一个叫周启民的崇明当地的游击队员，还有梁志勇共3人，口衔钢刀，身穿短裤，用潜泳的方式摸到了日伪维持会黑老鸦的哨所，合力杀死了伪军，夺得了第一支完好无损的步枪。
1940年5月，我父亲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了新四军崇明特务中队7班班长。
韩念龙伯伯的来信
我父亲参加革命前大概就有初中毕业的文化程度，他这辈子与同事好友，与亲戚子女相互
间有很多通信，有一封韩念龙伯伯近60年前从北京写给他的信，他一直珍藏着。
信写于1960年9月28日。韩念龙伯伯用毛笔、从右至左竖写，一共3页纸，字写得相当工整流畅。
勇为同志：
去年十月，你写给我信早就收到。因一时大意把来信搞不见了，记不起你的通信地址，故一直没有给你写回信。最近，我因搬家整理东西，才在抽斗里发现那封信，应是十分对不住，请你原谅。
你在信里提出问我的问题，有的已经回忆不起，有的我也搞不清楚，也许还可问问别的同志。现在让我简复如下：一 我和陈国权同志是1939年夏天去崇明的。陈国权同志比
我先去，具体时间记不起，我是大约夏秋之交的时候去的，当时我们的工作是由江苏省领导，省委机关在上海。
二 特务小队是三九年冬成立的，总队好像是夏天成立的。
三 当时我们的主要任务，向群众宣传抗日，组织游击队。”（注： “四”的内容不宜公开）
五 短枪队被袭击的事至今未弄清楚。
六 当时群众对我们的帮助很大，在斗争中可歌可泣的事情很多，你如能抽空写些回忆录，那是很有意思的。专复。致以敬礼！
韩念龙 九月廿八日于北京王玲附笔问好（注：王玲即韩念龙同志夫人、新四军老战士）
这里我要说明的是，1959年10月即建国10周年大庆，我父亲去北京参与制定1960年规划，得知韩念龙已从瑞典回国，便打了个电话，约了江苏省国庆观礼团领队周一峰，一同去了韩念龙老领导家，为此我父亲还专门写下了题为“鞭（意即鞭策）”的专记。
其中有这样两段话，很耐人寻味：“从晚上7∶30谈起一直谈到将近11时，尽是往事。谈那时想一支好手枪、好快机、 ‘403’ ‘763’好子弹（注：当时子弹最好的是红屁股403和绿屁股763，其余都是仿照的或是土造的），梦想有一个好的连队都是三八步枪和九挺机枪，缴了一支三八马枪当了宝呀！“也谈了当时的敌人情况三打金沙张生港，谈了一家五英雄烈士呀！一个农民群众支持我军抗战牺牲了四个儿子最后老头儿本人也牺牲了。”
回到南京之后，我父亲给韩念龙同志写了封信；隔了将近1年，韩伯伯给我父亲写了这封回信。字里行间，无不透露出韩伯伯虚怀若谷、平易近人的音容笑貌和实事求是的作风。同时，又是一份珍贵的、关于80年前崇明游击队和游击总队的历史资料。特别是韩伯伯“你如能抽空写些回忆录，那是很有意思的”给了我父亲莫大的鼓舞。1984 年秋天，我父母又去北京韩伯伯寓所看望他，并分别与他合影留念，成为将近半个世纪革命和战斗友谊的见证！
对于家乡上海，那是我父亲永远的牵挂！1984年春，父亲曾应邀为故乡上海宝山顾村中学700多位师生进行革命传统教育，讲述当年南通短枪队的故事。随后我父亲收到了经过他们精心挑选的12封来信。1996年8月22日，已是75岁的父亲，亲自书写“上海市青少年集邮协会夏令营的伙伴们来我会交流活动”牌子，并且留下了一张合影。我父亲也系上
了红领巾，神情是那样的专注！我父亲的愿望就是要我们记住历史，生活越来越美好！
“抗日一枝梅、邮坛不老松”，我父亲一定会含笑九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