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

学界把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进行比较研究，认为是两次改变中国命运的历史转折。第一次转折是从党史和先辈教导中获知的，第二次转折我们恰是实实在在的亲历者。为纪念建党90周年，回顾学习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那段经历，对推动“十二五”规划纲要的实施应该是有现实意义的。
　　当时我在温州地委（行署）办公室任内。1978年12月23日夜晚，地委组织机关干部集体收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12月24日，到地委党校听课，联系真理标准讨论，讲到两个亿万人民的心愿：一是粉碎“四人帮”；二是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受到极大鼓舞。接着连日组织学习，收集反映和听取温州市及机关部办学习汇报。12月27日，地委召开全地区档案工作会议，我讲了话，谈了初学三中全会公报的体会，着重讲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讲了多年来没有转成的原因和现在转的有利条件。
　　1979年1月23日，参加浙江省委六届二次全会扩大会学习领会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讨论浙江如何贯彻和落实。2月9日，我在地区机关全体干部会议上作了题为《形势与学习》的发言，谈自己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学习心得……
　　排出上面这个时间表，是想从一个侧面，说明当年我们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的急迫心情和认真态度。的确，我们当时都深受震动，思绪万千，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的迷惘和粉碎“四人帮”后两年的反思和启蒙，终于一扫胸中阴霾，顿觉豁然开朗。而且，我们作为承上启下的一级党政机关的干部，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是由衷拥护、积极传达、认真贯彻的；我们的宣传受到广大基层群众的欢迎，成效也是明显的。印象最深刻的几点是：
　　一、在一个历史拐点上，拨正了航向，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征程。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广大党员干部强烈要求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彻底扭转十年内乱造成的严重局面，使党和国家从危难中重新奋起，但是，这一顺应时势的愿望遇到严重阻碍，党和国家在前进中出现徘徊的局面。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快速发展，科技进步日新月异，国家建设百业待兴，真理标准讨论已经涌现热潮，迫切要求就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政方针作出政治决断和战略抉择。此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已提出一系列急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经过讨论达成共识，这就为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群众基础。
　　二、会议产生众望所归的党的领袖和核心人物，历史选择了邓小平为第二代领导核心。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得通畅顺利，此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原定是讨论经济工作，分组讨论时，就有人提议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平反昭雪的重大问题，陈云等同志也提议要解决历史遗留的问题，会议开成一个为全国拨乱反正和开创新局面作准备的会议。在闭幕会上邓小平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提出了实现历史转折和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最重大、最关键的问题，指明了党在今后的主要任务和前进方向，实际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统一思想的主题报告。会议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严肃的批评，并对几位中央领导人在粉碎“四人帮”后工作中的错误提出了批评。会议经过认真讨论和酝酿，在中央层面人事上进行了重大调整。邓小平同志“文革”后期复出后，主持党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1975年大刀阔斧地进行了全面整顿，取得明显成效，得到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时，邓小平就成了引领时代潮流、指引前进方向的领袖人物，实际上已经成为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
　　三、明确、果敢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此前提的“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往往是对形势作出错误判断，扩大打击面、伤害无辜，挫伤积极因素，是“左”的表现。摒弃这一口号，有利于贯彻民主集中制，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群众的积极性，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对“文化大革命”的全面总结留待以后适当时候去做，这是从全局和长远方面考虑，是一个策略。考虑事物既有紧迫感又要从容从事，有利于党内团结统一。1981年6月召开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统一全党的思想，增强党的凝聚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产生了重大的历史作用和影响，以其独特的历史地位载入了史册，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越加显现。今天回顾当年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的学习贯彻情况，就是要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更好地动员全党全国人民去完成“十二五”规划纲要，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