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宋云鹤出生在四川旺仓县山区的一个乡村。上世纪30年代初，中国红军第四方面军在这里建立了革命根据地，并建立了红色政权——苏维埃政府。父亲的许多长辈在苏维埃政府里工作和任职。由于家庭的教育和影响，父亲在十一二岁时就组织起一群孩子成立儿童团，并担任儿童团长。
父亲于1933年正式参加了红军，那时他年仅12岁。我问父亲为什么会参加红军，父亲说，当时有偶然和必然。
偶然，是那一年（编者注：应是第五次反“围剿”）国民党军队进攻苏区打得很厉害，苏区根据地一再缩小。有一天晚上，乡苏维埃主席交给父亲一个任务，要他送一封信到县城红军主力驻处，说信很重要，一定要送到。叮嘱他白匪军很快就要打过来了，不要走大道，走山路、走小路。于是父亲连夜出发，天快亮了才把信送到。正想喘口气往回赶，部队的一位首长对他说，你现在回去太危险，敌人很快就要打过来了，部队要转移，你的家乡肯定已经被占领，你还是参加队伍，跟着转移吧。
必然，是因为父亲当时就有参加红军的觉悟。他的一个哥哥早两年参加了红军，在参加的第一次战斗中就牺牲了，他早有报仇的想法。所以说他参加红军有必然性。
父亲50年代初回过一次家乡，竟没见到一位直系亲属，乡亲们告诉他，红军撤退之后，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就来了。父亲的亲属因为参加了苏维埃政府工作，是“赤色分子”，被还乡团杀害了。母亲虽没有被杀害，但在承受失去亲人的巨大悲痛中不久也过世了。正是那一次送信，使父亲躲过了一劫。父亲还相信，是乡苏维埃主席有意识让他送信而让他躲过一劫的。
当我问到父亲长征中都遇到了什么？父亲说，长征倒不是单纯打仗艰苦，军人战死沙场也是军人的荣誉，主要还是走得艰苦。他那时人小，身体单薄，过草地走泥潭，腿拔出来就很困难，很多时候还是拽着马尾巴让马拽着走。还有就是没有粮食，身上没力气，只好嘴里嚼点布头、树皮或者猪皮、牛皮，就当是在吃东西，也咽下一点。后来过了三次草地，一次又一次，慢慢也有了点经验，知道怎么走，走哪里比较好走又安全些。过草地，红军伤亡很大啊。父亲还告诉我，长征中他还有一个小发明，就是油印传单和文件的橡皮辊子没有，但又必须要印，怎么办？他想到了在家乡看到木匠熬牛皮胶，天气冷时牛皮胶很快就能凝固。于是，父亲就找来牛皮熬，熬得差不多了就灌在竹筒里，凝固后取出来，成了表面光滑的牛皮胶辊子，用手擀着可以在油印机上印出字来，用两根牛皮胶辊子可以交替地完成印刷任务。我想，父亲从12 岁就参加革命，又经历两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是没法活过15岁的。他们那时做到的事，现在的同龄人恐怕是很难想象的。
父亲一生酷爱学习。我小时候遇到不识的字总是问他，他基本上都能说出来，他还能写一手好字。我对父亲能有深厚的文字功底和文人的气质感到敬佩和惊讶。难道仅凭读两年的启蒙私塾就能做到这些？父亲对我说，学习主要是自觉养成习惯。现在条件好，可以在学校系统学，那时哪有这条件！要学会见缝插针，有时间就学。父亲有一个爱翻字典的习惯，他能熟练运用字典自学。父亲爱看字典的习惯一直保持到他85岁。但父亲说，他文化提高快的时候，还是在延安中央党校学习时期。1942年或1943年初，经过了残酷的反“扫荡”，部队损失很大，为保存实力为以后的对日作战和部队的发展做准备，129师由我父亲带队的10余人赴延安学习。到达延安后，父亲被分在了延安党校三部，后因三部主要是扫盲学习，而父亲那时已有一定的文化基础，便转到二部学习。在党校期间，父亲有了充裕的时间和学习的条件。他主动自觉学习，靠的就是一本字典。我小时候的记忆中，父亲对子女教育是很严厉的，我们总是有点怕他。最怕见他的时候，就是拿考试卷子和期末成绩考评本让他签字，这等于挨训，虽然他对我们平时的学习并不过问。父亲总爱以自己的学习经历教导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什么是天天向上？他说，就是不断地进步。只有树立理想，才能有学习的动力，才能学得进，学得好……
父亲给我们子女留下的物质的东西非常有限，最珍贵的就是三枚勋章和一些奖章、纪念章了，这可以作为他给我们子女的传家宝。但是，他传给我们更多的是他在我们心中的形象、他的气质、他的品德、他的教诲、他的操守。父亲用他的言行告诉我：一定要树立远大的理想，多学习别人的优点，掌握理论和实际知识，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