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平城下捉“舌头”

日前，我们走进新四军老战士、温州市政协离休干部宋吉祥的家中，聆听了他难忘的战斗回忆。
　　宋老已是93岁的高龄，步履蹒跚，但是对往事的记忆仍然清晰。他1943年参加新四军后亲历大大小小几十次战斗，回忆起已经牺牲和仍然在世的老战友，几度哽咽，连连说：和平生活多好，现在的生活多好！新中国的成立不容易啊！
　　宋老叙述了他在1948年底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段经历——
　　 1948年11月，我所在的东北野战军42军155师解放了长春、沈阳后,就按命令马不停蹄地从辽宁义县出发，沿龙王庙、喜峰口、遵化、蓟县徒步行军向北平以东的三河地区开进，目标是解放北平。12月10日部队到达三河后，又走110公里赶赴大小汤山地区。12月13日，我们155师沿高丽营、陈家营向北苑前进，42军四个师相继突破北平外围国民党守敌的颐和园、红山口、香山、石景山等阵地，攻占丰台。丰台既是战略要地又是国民党军重要物资基地，争夺丰台我们牺牲了许多战友。12月16日， 155师布防在鹅风营、高楼和小井地区，部队驻地距北平城墙只有二三公里。北平守敌大部被迫退守城内，在城墙外只有几公里的防守区域与我军对峙。后来我们才知道要争取北平和平解放，但当时我们只知道要打的是一场硬仗。
　　12月底的一天夜里，我奉命到团部接受任务（我这时是464团3营7连连长），原来周黎团长要我带队去敌方阵地抓个“舌头”来审讯，把敌军的番号、兵力装备等情况搞清楚。接受任务后，我立即骑马离开团部回到连队，凌晨时带着一个排潜到小井村，摸进敌人阵地抓了个俘虏。撤离时，被敌人发现了，子弹立即像雨点一样向我们扫来。就在翻出敌人战壕的那一瞬间，一颗子弹击中我的左胸肩处，鲜血一下子涌出伤口，染得脚下的黄土变成咖啡色。我用手捂着伤口，指挥战士们押着俘虏向我方阵地迅速撤离。没跑几步，由于血流得太多，腿也挪不动了，排长和通信员连拖带拽地架着我，撤到大井，遇到在等候的周黎团长和团卫生队长。把“舌头”交给团长后，我因流血过多已经处于半昏迷状态，迷迷糊糊记得卫生队长在给我作包扎，团长还一句又一句地向我了解敌情，我也迷迷糊糊地回答着。卫生队长催促说：“宋连长的伤很重，又离心脏近，血流得太多了得赶紧送后方医院抢救。”此时正值寒冬，又是大量失血，我感觉很冷，不停地颤抖。团长命令赶快拿来三条从丰台仓库缴获的美国鸭绒被放在担架上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
　　民工抬着半昏迷的我从大井沿卢沟桥路（现名）向位于现今房山区的华北野战军医院运送。正当我们穿过宛平城走在卢沟桥上时，国民党的飞机来轰炸了，他们的目的是炸断这条从北平西南方向进城的重要通道。一看飞机轰炸，民工们也吓坏了，放下担架四散躲避，担架就这样孤零零停在卢沟桥桥面上。我躺在担架上听着飞机的轰鸣声，知道危险可又根本没办法爬起来找地方隐蔽，心想这下子要“革命到底”了！还好，这次国民党飞机只是在高空扔了几颗炸弹就飞走了。敌机走后，民工们回来继续抬着担架把我送到了野战医院。这才算有惊有险，但大难不死。这次枪伤留下了严重的后遗症，部队给我评定为“战伤二等乙级残疾”。
　　我们问道：“宋老、听说你没等枪伤好就回部队了？”
　　宋老笑了起来，他说这里边有两个原因，一是那时我们四野的医院有不少是日本战俘医生，医疗技术不错，还有药品和伙食也好些。可四野的战斗部队入关太快，后勤和医院都没跟上来。送他去治疗的华北野战军医院没有什么药，只能用一种草药煎了水用来消毒和治伤。重伤员太多，医院只好将伤员分散住在老百姓家里。那家房东是个小买卖人，也只能在炕洞里烤些地瓜、土豆给他吃。没有药，吃的也跟不上，伤口一直都不愈合，只能请房东将那三条美国鸭绒被拿去和老百姓换了鸡吃，补充了营养，伤好得就快些。宋老说：“可惜了那鸭绒被，真是好东西啊！又轻、又暖和，体积又小容易携带。我本来还想带回部队，与战友们分享的。养伤期间我有些焦虑，怕养伤久了，不让回原部队。”
　　1949年3月，当宋吉祥回到原部队时，团长周黎很高兴，说：“回来了，很好，你伤还没全好，就先到团警卫连当连长吧！让指导员多干点，你多休息休息。” 1949年的4月，他又参加了河南安阳攻坚战，在带领警卫连击退敌军偷袭师、团指挥所的生死搏斗中他再次立功，升任为464团1营副营长。
　　从宋吉祥老先生的家走出来，鹿城温州江心寺灯火通明，游客如织；五马街行人熙熙攘攘，岁月静好。我们都明白，“岁月静好”那是因为有无数革命先烈和战士为新中国的建立浴血奋战的结果，我们要向他们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