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封信开始缔结终身的友谊

一封信，正是这封不寻常的信，使我的爸爸蓝瑛和王元化先生缔结下了终身的手足之情。

　　在1939年到1940年间的某一天，元化先生接到时任中共江苏省文委委员王任叔（巴人）先生的一封信。信的内容是介绍一位来自浙江奉化竺家村的青年竺宜俊（爸爸的原名）在上海的地址。信中他还告诉元化先生，竺宜俊已经是一名中共地下党员，是可以信任的同志，请让他一起参加地下党文委组织的活动，并请元化先生对竺宜俊多加关心。拿着这封信，元化先生在陕西路长乐路的一个曲曲弯弯的弄堂里的一间拥挤的小房间里，找到了竺宜俊——一个年方15岁的白净而英俊的少年。
　　看着他，元化先生有点惊异。这个同志，他简直还只是一个孩子！
　　元化先生的手和爸爸的手紧握在了一起，他们彼此很有好感，一见如故。
　　其实爸爸出生在上海，曾爷爷早就在上海开着一家颇有声名的竺之记营造厂，爸爸和他的五个哥哥都是在上海读的书。爸爸小学毕业那一年，时值“淞沪战争”爆发，为避战乱，奶奶把五伯和爸爸带到了奉化家乡竺家村的祖宅竺冈武房。那是一座曾爷爷用营造爱俪园（哈同花园）所得的钱，为曾奶奶建造的一座十分气派考究的大宅子，爷爷奶奶准备让爸爸到奉化县城继续读书求学。
　　竺家村可不是一个安安宁宁的寻常小村落。在大革命期间，这一带的中共地下党斗争十分活跃，而竺家村是大革命时期这十里八村的中共地下党支部所在地。爸爸的族叔竺扬、竺一平是这个支部的领导人，其中一位族叔竺扬还曾经参加过南昌起义。
　　叔叔们一眼就看上了这个从上海来的有文化有教养的学生娃。他们借给他看斯诺的《西行漫记》、激进的报刊杂志、苏联的文学作品，甚至联共（布）党史等。爸爸仿佛一下子“开窍”了，他觉得他找到了心中的光明，从此树立起了自己的信仰。于是经叔叔竺一平做介绍人，未满14岁的爸爸在竺家村宣誓入党。本来按照年龄的规定，爸爸应该先加入共青团，但那个阶段正好共青团解散了，组织上就说干脆让爸爸直接加入共产党。在这样一个风云激荡的特殊的环境里，小小年纪的爸爸就此正式成为一名少年共产党员。
　　在组织的授意下，爸爸跳级考上了奉化中学初二年级，在读书的同时，宣传开展抗日救亡活动。那时，爸爸是该校唯一的一名中共地下党员，负责和他单线联系的是中共奉化县委的秦加林先生。爸爸在学校很活跃，以致一名老师、实为国民党县党部的秘密成员也看中了爸爸，他动员爸爸加入国民党，被爸爸借故推辞了。当然，他并不知道爸爸的真实身份，爸爸和这位老师其实已经分属两个敌对的阵营了。其实回想起来，那时的爸爸很幼稚，还处于不谙人事的年龄阶段。他暗中动员了一批同学一起去投奔新四军，事情败露后，爱才的校长给了他一个“严厉”的记过处分，并没有开除他。但是爸爸的身份已经暴露，家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了。他就决定先撤回上海，伺机再投奔新四军去。
　　那一年，元化先生不满20岁，爸爸才15岁，元化比爸爸大了差不多5岁。
　　第一次相见，这位兄长的热情亲切、博学多才和理论水平让爸爸深为折服。先生鼓励爸爸写作，读书，不少文章都帮助爸爸修改后在上海的报刊杂志发表。爸爸说：“由于元化伯伯的帮助，我真正跨进了学习革命理论以及从事理论写作的门槛。”后来元化先生曾告诉我：“那时候，我让你爸爸写作并起一个笔名。他起了一个名字‘蓝瑛’。我想，怎么起这么个女人的名字？你爸爸说，他是借用了明代画家蓝瑛的名字。”从此以后，竺宜俊淡出，而蓝瑛就成了我们的爸爸。那个时期，元化先生使用的名字是“洛蚀文”。他们频频往来，以至于我的奶奶也操着浓浓的宁波口音，一口一个“洛蚀文”来称呼元化先生。
　　抗战初期，上海的地下党文委组织的活动很兴旺。爸爸还记得由《译报》组织了一个“文艺通信站”，地点在陕西北路新闸路转角边的一所小学，一批年轻人一起读书讨论出版刊物，十分活跃，而元化先生就是他们的“头”。到了饭点，谁身上有几个铜板，就凑起来买烧饼充饥。由于元化先生和爸爸都没有经济来源，而束纫秋伯伯当时已经在银行工作了，所以掏钱较多的经常的是束伯伯。不过大家谁也不计较，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仿佛进入了“共产主义”。
　　这批年轻人当时都不过20岁，但经过斗争的磨练，几十年之后几乎都成为了新中国文化领域里的骨干。老大哥元化先生常常带着爸爸参加一些党内外专家的理论、文艺、电影等方面的座谈会，在那些场合，爸爸跟着老大哥认识了楼适夷、蒋天佐、林淡秋、束纫秋、满涛、锡金、毛羽等人，丰富了人脉，开阔了眼界，日渐成熟起来。爸爸印象深刻的事还有，元化带他去看他们排演的话剧《家》《春》《秋》。也就是在那时候，他认得了元化的女朋友——美丽而善良的张可阿姨。爸爸说在那出戏里面，张可阿姨扮演的角色是“梅表姐”。
　　1941年“皖南事变”前夕，爸爸离开了上海和他的老大哥，奔赴苏中新四军根据地，担任了报刊编辑工作。爸爸说：“元化对我的培养帮助，是我能够掌握并运用理论和写作武器的重要的基础。”
　　1941年和1942年期间，爸爸分别回上海两次，他都即刻和元化大哥联系相见。他们诉说彼此别后的生活和工作，相互介绍在白区地下党和根据地新四军的斗争和生活状况，促膝谈心情同手足。但此后的分别，是很漫长的。
　　抗战，接着是内战。爸爸身处战火纷飞的战场，元化先生仍然在白色恐怖中坚持地下斗争。整整有十几年，天翻地覆了，爸爸跟着部队打过了长江，遥望着远方的上海 ，可是他们不得而见。
　　一直到了1953年的春天，爸爸妈妈才从部队转业来到了上海，终于可以和亲人相见了！妈妈是一直在爸爸口中听说他这位元化大哥有多么高的理论水平，有多么的热情友善。于是爸爸带着妈妈前往武康路100弄，那是元化先生1949年以后住得最舒畅的一处居所，他们在这里见到了久违的元化大哥和嫂夫人张可。从此以后，爸爸和他的老大哥在同一个城市比邻而居，当年的兄弟都已经成家立业，两家也是时常往来。
　　但是，有炮火硝烟的战斗平息了，暗潮涌动的斗争随时随地还在作祟着。一个接着一个的“运动”在和平年代开始兴风作浪。
　　1955年春天开始的“反胡风”运动，胡风等人被打成了“反党集团”，全国掀起一片声讨声，揭露、批判、清查“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愈演愈烈。元化先生曾经是和胡风有所往来的，但是他对胡风并没有太多的好感，所以他并不是胡风“圈子里的人”。这时组织上表示，只要元化先生承认“胡风是反革命”，就可以撇清自己和“胡风集团”的干系。可他旗帜鲜明地表态：“胡风是有错误，但他不是反革命！”这样的表态，无疑是对“反胡风运动”的反叛，其下场可想而知，先生心里再明白不过。但是，元化先生坚持不违心，不说假话。结果他被毫不留情地扣上了一顶“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的大帽子，并被开除出党。
　　爸爸妈妈都同情元化先生，敬佩他对真实的坚守和处事的刚正不阿。但是，代价如此惨重啊！顷刻之间，用元化先生的话说：“那时我们一下子就沦为贱民，简直连个鬼都不上我的门了。”但是爸爸却说：“他不怕自己会遭受种种可怕的遭遇，能够保持高尚的品格，我熟悉他，我了解他，他怎么可能是‘胡风集团的骨干分子’呢？”
　　爸爸总是跟我们说：“王伯伯是被冤屈的，他的问题总有一天要得到纠正。”那时候爸爸在市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他说：“‘胡风专案组’组长张春桥认定元化态度恶劣，主张开除党籍从严惩处。可是市委另外两位领导王一平和石西民不同意根据态度问题作为定性反革命的依据。”爸爸还跟我们说，周扬就表示过：“王元化是党内少有的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造诣很深的学者之一。”话外之音不言而喻。石西民更是对元化体现出特有的关切。他知道爸爸和元化走动密切，就常常询问爸爸：“元化先生最近研究一些什么问题？他的身体好吗？”爸爸如实禀报，并更加坚信，老大哥的冤屈总有一天会得到昭雪。“文革”前的某一天，石西民对爸爸说想见见元化先生，约定了时间，爸爸把元化先生领到海格大楼，在石西民的办公室里，他们谈了很久。
　　可是到了1966年，又一轮更加猛烈的风暴席卷而来。
　　“文革”中，爸爸被揪斗，有一项重点批判的罪名是：包庇“胡风集团骨干分子”王元化。当然，元化先生的处境就更不用说了。残酷的斗争，无情的打击，扑面而来。在干校一次批斗会上，先生心因性精神病发作，当众高呼“我想翻案”。爸爸也一次又一次地被揪斗，我们被从原来的居所“扫地出门”，一家8口人挤到两间小房间里捱日子。随后又是干校，上山下乡，每个家庭都分崩离析。那是怎样一段人人自危、自顾不暇的岁月！即便是那些日子，爸爸心里仍然关心元化先生遭遇了什么。但是，只能把惦念藏在心里，不再能够来往走动了，不能够把厄运带给他人，因为“走资派”和“胡风分子”的来往意味着什么？直到“文革”结束，先生的问题终于得到彻底平反，我们终于可以自由往来了！久违了的老兄弟又能够对坐畅谈了。而且先生的住房得到了改善，搬到了和我家相隔一条马路的淮海路吴兴路，我们成为了近邻。
　　但是，张可阿姨突然中风了。经过几天几夜的抢救虽然有所好转，但是她的语言和行动都出现障碍。这个靠着张可阿姨在政治劫难的阴影中仍然不失温馨的家，不可避免发生了倾斜，许多的家务琐事落在了元化先生身上。他自嘲：“这简直是在赶着驴子当马骑。”在元化先生遇到难以对付的家务事时，爸爸妈妈总是义不容辞出手相助，我就被爸爸妈妈“派”到元化先生身旁，尽心照顾他们的生活，为他们分忧。妈妈曾经对先生说：“蓝云是我们的女儿，我们离不开她。但是你是我们的老大哥，如今你有难处，我们愿意‘割爱’，把我们的女儿分一半给你。”爸爸则要我珍惜在先生身边的机会，多向先生学习，先生学问好，有思想，是不可多得的“良师”。
　　1985年前后，那是元化从上海市委宣传部部长岗位退下来后的几年。只要气候适宜，先生一早会沿着林荫道跑步，路过我家门口时，他会进来小坐和爸爸聊天。那时他的身体还健朗，思想活跃。他会告诉爸爸他正在思考着什么问题，或者对于有些问题的看法有了什么改变。他也关心爸爸的所思所想，虽然爸爸的思想显然有一点跟不上元化先生，但一点也不妨碍老哥俩在一起时滔滔不绝聊上半天。元化先生曾经对我说：“你的爸爸谁都喜欢他，他真诚、善良、随和，如果是太平盛世，你爸爸的‘官运’一定是很好的，我敢肯定。”我说：“你的意思，爸爸就是那种党的‘驯服工具’？”我问先生，元化先生不做正面回答，却给我说了一件爸爸的往事。那是“文革”前夕他们的一次会面，元化先生问爸爸：“你心里认为我不承认‘胡风是反革命’，是对的还是错的？说真心话，这里就我们俩。”他说你爸爸听了之后，就点上一根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烟，起身踱了几步，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用力按灭，再点上一支，又狠狠吸了一口……元化先生对我说，沉默中，我顿时理解了你爸爸的看法，他的看法是不能够对我说出口来的。但是你爸爸用他的行动已经向我说明了一切，把你送到我身边，什么事情都帮我做，他是和我站在一起的！我不该诘问你爸爸这样一个真诚的好人。爸爸和元化先生性格迥异，但是刚柔相济，软硬互补，他们总能够殊途同归的。
　　先生对老弟弟的事总是格外关心。记得“文革”后落实政策，我家三楼有一个小房间被分配给了另外一个干部的孩子，要合用一个卫生间，十分不便。先生知道了，即刻就找市委副书记龚学平反映，要求领导给爸爸彻底落实住房政策。在先生的敦促下，市委副书记杨堤专门批示要那一家搬离，另作安排，房间归还给我们家。还有一年爸爸突发心梗住医院，先生除了让我不要管他，多花一些精力去照顾爸爸，还要我每天告诉他爸爸的病情。因为他自己也身体不好，不能探望病中的爸爸，格外焦急。他甚至直接打电话给时任市委文教书记的龚学平，代表自己去华东医院探视病中的爸爸，并敦促医院给予爸爸精心治疗。
　　在爸爸80大寿那一天，我们把寿宴放在先生所住的庆余别墅大厅，来的都是我们家的亲属，先生也算理所当然的一个。他一直在思忖，要送一样别具一格的礼物庆祝他的老弟的80寿辰。送什么呢？他从自己家的墙上取下一帧二玄社的恽南田《百花蛱蝶图》，用一条大红的宣纸写下了：祝贺老友蓝瑛八十寿诞。落款居然是：弟王元化。
　　元化先生的80岁生日，各方朋友为他举办了好几场寿宴庆生，先生每一场都不会忘记请上我的爸爸妈妈。而有好几年除夕，先生一个人在上海过，吃年夜饭的时候，爸爸嘱咐我接来先生和他的单身的老姐姐，老哥俩热热闹闹一起辞旧迎新。
　　自然规律是难以违背的，老兄弟，越来越老的兄弟，一同走向风烛残年的老兄弟。他们都各自百病缠身，住进医院的时间多于呆在家里的时间了。特别是先生的晚年，罹患了前列腺癌，然后出现肺转移、骨转移、脑转移……各种治疗手段全用上了，仍然抵御不了病魔张牙舞爪的进攻。爸爸妈妈也老了，特别是爸爸，他的心脏功能不全，也是少不得要人照顾。先生、爸爸，是我心心念念的最亲的两位老人。但是爸爸决绝地要我照顾好他的老哥哥，他对我说：“你不要担心我，我还有你妈妈。元化伯伯更加重要，他不能离开你。”于是，我在爸爸妈妈的支持下，每天清早跑先生所住的瑞金医院，带上先生能够吃的，一天也不拉，一直到最后。
　　先生离世前的一周，爸爸带着妈妈去瑞金医院探望先生。那时，先生的精力已经衰竭，每吐一个字都非常吃力了。但是，他还是紧紧拉着老兄弟的手，低声地对着爸爸说：“我们认识已经70年了！”我想此刻，先生的脑海中，是使他们缔结友情的那第一封信？是他们无数次的促膝长谈？是他们经历的风风雨雨？抑或是使他们之间70年不弃不舍的手足之情？
　　元化先生去了，爸爸的哀伤是无尽的。但是，他却说得很简单：“‘我们认识已经70年了’，就是这句话，包含了多么深厚的情谊啊。想不到，也就是这句话，成为我们之间永别的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