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及左翼文艺运动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左翼思潮风起云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迅速传播。1930年，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为标志，中国左翼文艺运动遽然兴起。它极大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中国文化现代化进程。左翼文艺运动从发生到发展，从幼稚到成熟都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今年正值左联成立90周年，让我们回顾一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左联及左翼文艺运动。
　　风云际会——左翼文艺运动的发端
　　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进入由无产阶级单独领导的新的历史时期。当时，上海是全国的经济、文化中心，便于从事文化活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设在上海，上海成为全国革命的指导中心，是革命烈火最炽热的地方。一批党内外的左翼文化人士陆续从全国各地汇集上海，聚集在文学阵地上。面对尖锐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他们对于文学不能适应斗争需要的现状深表不满，急迫地要求用文学作为向反动势力斗争的武器。苏联和西欧各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活跃，尤其是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蓬勃兴起，给予他们很大的影响和启示。当时在上海的左翼文化人士，大部分都集中在创造社和太阳社两个文学团体内，其中不少成员是中共党员。创造社的郭沫若、潘汉年、阳翰笙、李一氓，太阳社的蒋光慈、钱杏邨（阿英）、孟超、杜国庠、洪灵菲、楼适夷、殷夫等均是党员，他们在各自的党小组领导下进行分散的活动。
　　1928年，创造社和太阳社作家为适应革命斗争需要积极倡导“革命文学”，在理论建设上和创作实践上都推动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发展。但由于他们受“左倾”思潮的影响，存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缺点，表现在对当时革命形势作了唯心主义的估计，对“五四”以来新文学的功绩缺乏正确的认识，把鲁迅、茅盾等作家作为攻击的对象。为此，鲁迅和茅盾等写了一系列文章对创造社、太阳社作家进行了严肃的批评，纠正了他们主张中的偏颇之处，对革命文学提出了不少正确的见解。由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和阶级斗争的需要，迫切地要求革命作家团结起来。中国共产党介入“革命文学”论争，对论争的双方都做了细致的思想工作。
　　通过革命文学的倡导和论争，进一步扩大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影响。在1928年至1930年间，上海的文化期刊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再加上原来已有的刊物，使上海的左翼文艺界有了广大的空间，他们冲破了白色恐怖，在“革命文学”论争中迅速形成了众声喧哗的繁荣景象。这为之后左联成立及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开展做好了组织上、人才上、理论上的准备，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左翼潮起——中共领导左联成立
　　1929年6月25日到30日，中共六届二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会议提出了一系列文化战略，决定建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直属中央宣传部领导。潘汉年任书记，委员有吴黎平、杜国庠、李一氓、彭康、朱镜我、杨贤江、王学文、彭芮生、冯乃超、孟超。
　　不久，中宣部部长李立三向吴黎平传达了党中央的三点意见：一是文化工作者需要团结一致，共同对敌，自己内部不应该争吵不休；二是我们有的同志攻击鲁迅，是不对的，要尊重鲁迅，团结在鲁迅的旗帜下；三是要团结左翼文艺界、文化界的同志，准备成立革命的群众组织。李立三要吴黎平去征求鲁迅的看法。吴黎平很快前往拜访鲁迅，谈了文学界的情况和作家团结等问题，传达了党中央的意见，希望鲁迅在组织左翼作家的工作中多出力，多指导。鲁迅表示完全同意党中央的意见。
　　经过中宣部和中央文委的干预，论争双方加深了沟通和理解，论争趋于平息。创造社、太阳社跟鲁迅及其影响下文化界进步人士联合起来，成立左翼作家团体的时机也逐渐成熟。根据党中央的指示，潘汉年派冯雪峰前往同鲁迅协商，征求鲁迅对成立“左联”的意见，得到了鲁迅的赞同和支持。
　　经协商，最终确定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钱杏邨、郑伯奇、蒋光慈、彭康、柔石、洪灵菲、阳翰笙、戴平万12 人组成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筹备委员会。1930年2月16日，在北四川路的公啡咖啡馆召开了以“清算过去”和“确定目前文学运动底任务”为内容的“上海新文学运动者底讨论会”，实际上也是一次左联筹备会议，宣告左翼作家联合组织不久将正式成立。
　　1930年3月2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艺术大学（今上海市多伦路201弄2号）举行。到会的有鲁迅、夏衍、冯雪峰、钱杏邨、蒋光慈、冯乃超、田汉、李初梨、柔石、洪灵菲、华汉、殷夫、朱镜我、孟超、郑伯奇等49人。郭沫若、茅盾当时在日本，未出席会议，但均具名参加发起。鲁迅、夏衍和钱杏邨3人被推举为主席团成员。会上，潘汉年代表党中央作了题为《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讲话，他说，现在中国革命的高潮即将到来，作为左翼文化阵营的使命是成为这一革命的武器，左联要领导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鲁迅发表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总结了中国革命文学发展的历程、经验和教训，提出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基本方针和政策。之后，大会通过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理论纲领》。经过选举，鲁迅、夏衍、郑伯奇、冯乃超、田汉、钱杏邨、洪灵菲7人被选为常委，蒋光慈、周全平为候补常委。会议还通过了设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国际文化研究会、文艺大众化研究会等机构，创办机关刊物，与各革命团体建立联系等17项提案。至此，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第一个革命文学组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宣告成立。
　　潘汉年是中央文委书记，他在左联成立大会上的讲话自然是在传播党的声音，党在左联成立之初即予以指导和思想引领。左联的成立，使上海文化界进步团体、进步人士的思想认识统一到党的思想指导之下。这是中国共产党有组织、有纲领地领导文化思想战线斗争的开始。
　　红色狂飙——左翼文化蓬勃发展
　　左联成立后，逐渐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系统，形成规范有序的运行机制。左联在成立时即建立了党团，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具体组织架构是：“中共中央宣传部（后改由江苏省委宣传部管辖）——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左联党团——左联执委会、常委会——秘书处——各委员会——各小组”。从左联成立直至解散，始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
　　左联组建了国际文化研究会、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会、大众文艺委员会、工农通信运动委员会等下属组织，以及外围组织“文艺研究会”“读书会” “读报会”，以及中国诗歌会等团体，把触角伸向工厂、学校。北平的左翼作家和进步文学青年听说左联成立备受鼓舞。中央文委派遣段雪笙、郑吟涛等前往北平宣传活动，北方文艺界立即团结起来共同行动。1930年9月8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北方部在北平成立。之后，左联在全国各地建立许多分会，如天津、广州、青岛等。同时，左联组织迅速走向国际。1930年夏，在日本的进步文艺青年和作家、艺术家，积极响应国内左翼文艺运动，在东京发起成立左联东京支部（分盟）。1931年，左联加入了苏联的“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派萧三为左联驻该联盟代表，并与美国、德国、法国、奥地利、日本等国左翼文化组织取得联系，相互声援，相互支持。左联形成了以上海、北平、广州等中心城市为框架，深入到企业、农村、学校的左翼文艺组织系统，席卷文坛，辐射全国，波及海外，改变了整个中国文化版图的色彩。
　　左联成立后，中央文委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迅速拓展，派出左联骨干力量，牵头组建了更多左翼文化组织。1930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社联）成立；7月，中国美术家联盟（美联）成立；8月，中国左翼剧团联盟（剧联，后改为戏剧家联盟）成立。在此基础上，10月，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文总）成立。文总成为中央文委领导左翼文化团体、协调左翼文化运动的公开机构。此后又陆续建立中国左翼新闻记者联盟（记联或新联）、汉语拉丁化联盟（语联）、左翼教育工作者联盟（教联），以及电影小组、音乐小组等团体。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左翼文化组织的领导，已基本覆盖了文化领域的各个方面，同时也标志着文化统一战线基本建立。左联作为所有左翼文化组织的领头羊，在其中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时代强音——顽强突破“文化围剿”
　　在左翼文化蓬勃发展的同时，国民党当局压迫也如影随形而来。国民党推行文化统制政策，镇压、迫害左联为代表的左翼人士。国民党在对中共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左翼文化阵营发动了“文化围剿”。
　　国民党当局相继颁布《宣传审查条例》《出版法》等法律、条令，对书籍刊物的编辑、出版和发行施加种种限制，直至严加查禁。鲁迅、郭沫若、蒋光慈，茅盾、钱杏邨、胡也频等左翼作家的大量书刊被查禁销毁。据不完全统计，从1929年至1936年，被查禁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方面的书刊多达千余种。同时，多个社团及其出版部门书店被封闭。1929年２月，国民党查封了创造社，后来又查封艺术剧社，还有现代、北新、群众、江南等进步书店被查封。此外，当局抛出“民族主义文学”“三民主义文学”等口号与左翼文艺对抗。推出了许多国民党的刊物，如《社会新闻》《汗血月刊》《前途》《文艺战线》等，在文化领域排斥左翼文艺组织。
　　更为卑劣凶暴的是，国民党当局对左翼文化人士进行疯狂追捕、迫害和屠杀。1931年1月17日，柔石、李伟森、胡也频、殷夫、冯铿五位左联作家，在上海汉口路东方旅社秘密开会时，因叛徒告密被捕，2月7日被秘密处死于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后院。1933年5月14日，左联党团书记丁玲在上海昆山花园路7号住所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当天下午，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部长应修人到丁玲处谈事，在与埋伏的特务搏斗中牺牲。据不完全统计，左翼文艺运动期间，先后有数百位左翼文化人被逮捕、软禁，甚至被杀害。
　　面对国民党当局的疯狂镇压，左翼文化人士并没有被吓退，他们奋起反击。“左联五烈士”事件后，左翼文艺运动遭受重挫。左联开始调整斗争策略。1931年3月，创办《文艺新闻》周刊，以小报面貌出现，消息、内容芜杂，但实际上核心内容还是左翼的。1931年9月，创办力图“灰色一些”的《北斗》文学月刊，由丁玲主办，成为团结文化界开展进步文学活动的活跃媒体。1931年11月，左联作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新任务》决议，指出要强调注重文学活动，调整了发展策略和方针，使左翼文艺运动逐渐摆脱“左”的偏向。左联及其他左翼文艺组织编辑出版大量杂志报纸，先后创办《萌芽月刊》《拓荒者》《文化月报》《文学》等几十种刊物，创作和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左翼还占领了大量中右翼报刊的阵地。《申报》副刊《自由谈》创刊于1911年8月。1932年11月，黎烈文担任主编后实行改革，成为左翼重要阵地。鲁迅和茅盾都在《自由谈》上发表了大量杂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1933年11月，随着国民党对中央红军第五次军事“围剿”的发动，国民党当局同步提出了“文化围剿”政策。除严审、查禁、捕人等外，还推出一系列新法规，创办新刊物，提倡“新生活运动”，对左翼文化实行多层次、系列手段大肆“围剿”。左翼文艺界团结抗击，联合各界力量，形成联合战线，强力冲击当局的各项“围剿”措施，为中共在文艺领域获得政治主导权贡献了诸多力量。左联利用光华书局、亚东书局、现代书局等所能掌握的书店，给左联作家出版书物，扩大了左翼文化人士的舆论活动空间，为左翼文艺组织还击国民党“文化围剿”提供了较好的文化生态环境。1933年3月，在中共党组织领导下，成立了以夏衍为首的电影小组。从1933年起，陆续拍摄、上映了一批左翼电影，到1937年共拍摄、上映74部，开创了左翼电影事业的新局面。1935年6月，左翼文艺界携手各中间力量，发表《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抨击当时政府和右翼文化界提出的复古读经运动。1935年10月25日，文总机关刊《文报》刊登文总及左联、社联等左翼6个社团的新纲领，坚持抗击当局的“文化围剿”。
　　左翼文艺界在反抗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过程中传播了马克思主义，将革命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广大的民众心中，为传播革命真理、争夺话语权、唤起民众、争取民心，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救亡图存——汇入抗日救亡文化大潮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一直受到日本方面的挑衅侵略。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左联及其他左翼组织高举文化抗战旗帜，提出主张，引领舆论，体现了正义与正确的立场。九一八事变后，左联向世界各国文化组织发出《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民众的文化组织书》，抨击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宣示抗战到底。一 ·二八事变后，左翼文艺界发出《告世界书》，猛烈抨击日寇侵略。此外，左翼文艺界还拍摄了《风云儿女》等电影、创作了《义勇军进行曲》等著名爱国歌曲，在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等领域，宣传抗日救亡，用艺术唤醒民众。
　　面对日本侵略加剧，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提出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全力抗击日本侵略者。随后，左联驻莫斯科“国际革命作家联盟”的代表、左联作家萧三，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致信左联，要求在“民族危机日益加紧”的形势下，“取消左联，发宣言解散它，另外发起、组织一个广大的文学团体”，联合更多文化界爱国力量，投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文化运动，为救亡图存发挥更大作用。据此，左联于1935年底解散，结束历史使命。随后，其他左翼文艺组织也陆续解散，左翼文艺运动汇入抗日救亡文化的大潮，从而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左翼文艺运动，为中国的人民解放、社会发展、文明进步和文化建设，写下了中国现代文学艺术的辉煌新篇章，成为20世纪中国影响深远的重大文化运动之一，并留下了无数红色文化经典。在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生死抗争中，左翼文化大军成为中国革命文武两支生力军之一。
　　对此，毛主席曾经给予极高的评价，1940年1月，他在《新民主主义论》的演讲中这么说过：“作为军事‘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红军的北上抗日；作为文化‘围剿’的结果的东西，是一九三五年‘一二九’青年革命运动的爆发。而作为这两种‘围剿’之共同结果的东西，则是全国人民的觉悟。”
　　从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中国共产党文化战略。这是中国共产党引领先进文化发展的一次重大实践，也是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
　　（编辑  李三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