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救亡中的上海左翼电影

上海虹口区的中部，有一条全长仅500多米，但知名度很高的多伦路文化名人街。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大会会址纪念馆（简称“左联”纪念馆）就设在多伦路201弄2号。该纪念馆馆名由左联的老盟员，中共上海市委老书记夏征农同志题写。
　　在“左联”纪念馆的展厅里，有一个区域是专门播放左翼老电影的，如《狂流》《春蚕》《风云儿女》《大路》等经典作品。
　　旧中国的电影一向由武侠神怪、鸳鸯蝴蝶唱主角，而远离现实生活。1931年九一八事变、1932年一 ·二八事变之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人民群众迫切需要反映现实生活的电影作品，左翼电影应运而生。
　　1933年3月，以夏衍为组长，由钱杏邨、王尘无、司徒慧敏、石凌鹤等人参加的党的电影小组成立。在党的电影小组领导下，一批左翼文化界的导演、演员进入电影圈，同时团结、争取了一批有较高艺术成就的老影人，把他们团结在左翼的旗帜下，从而逐步建立了左翼电影阵地。1933年左翼电影创作达到高潮，相继摄制《狂流》《铁板红泪录》《女性的呐喊》《上海二十四小时》《三个摩登女性》《民族生存》《大路》《新女性》等一批优秀影片，广受观众欢迎，开创了我国左翼电影事业的新局面。
　　1934年，由夏衍等5人组成的地下电影小组，策动司徒慧敏堂兄的“电通电影器材制造公司”改组为“电通影业公司”，确立了中国共产党对电影运动的领导，“电通”成为第一家完全由左翼影人主持的有声电影制片公司。在电通公司由专营电影录音器材向电影制片的改组中，中共电影小组的司徒慧敏发挥了重要的助推作用。在电通电影制片公司的具体运作中，司徒慧敏任摄影场主任，夏衍、田汉对电影创作投注了大量的心血，团结吸纳了一大批进步电影人共同奋斗，出品了《风云儿女》等四部进步影片，从而使电通电影制片公司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颇具标志性的文化堡垒。
　　“电通”凭借自己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桃李劫》一炮打响，这是国产录音机录制的第一部全部有声片，片中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毕业歌》，也一时成为流行歌曲。
　　1935年初，“电通”开拍了《风云儿女》。拍摄期间，田汉被捕，夏衍改编了剧本，聂耳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为影片创作了主题曲。这部反映九一八事变后，青年知识分子走出彷徨，投身抗战的电影，很快随着《义勇军进行曲》的激昂歌声响彻了中国的每一寸土地，凝聚着主创人员血泪的《风云儿女》，也率先吹响了抗日救亡的号角。
　　《风云儿女》是电通公司出品的四部反帝反封建影片的第二部，虽在当时国民党和租界当局有不准拍摄抗日影片的明令，但影片还是有明确的抗日主题，它反映了当时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大背景下知识青年的觉醒和成长，也曲折地反映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抗日的热烈愿望。影片主旨显然不在儿女情感，而在时代风云。尤其是它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奔放的革命热情，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时代的声音，其影响远远超过影片本身，让当年的电影观众热血沸腾，吹响了抗战时代的进军号角，从此响彻云霄，成为广泛流行的革命歌曲之一，多年来受到人民的喜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义勇军进行曲》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
　　为配合影片的宣传和发行，“电通”于1935年5月出版了《电通》半月画报。这本画报每期发行数达到4万册之多。1935年，著名戏剧家田汉在完成了影片《风云儿女》的文学故事以后，被国民党当局以“宣传赤化”的罪名逮捕，而《电通》画报却在这时推出了《风云儿女》特辑（第2期），全文刊出了田汉撰写的长达近两万字的《风云儿女》文学故事。特辑以通栏标题将《义勇军进行曲》刊登在封面上，表达了抗战到底的坚定信心，雄壮的歌声很快传遍了全国。
　　随着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八一宣言”传来，左翼文化团体奉命解散之日接踵而至。虽没有发布也不可能发布什么宣言，党的电影小组大体也就是在那个时候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然而，中共影响或领导下的电影组织并没有就此终结。1936年2月成立的上海电影界救国会，根据形势的发展，大力宣传抗日救亡，并积极投入拍摄实践。原中共电影小组成员王尘无、石凌鹤、司徒慧敏继续活跃在进步电影的评论、摄制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