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初期，在新四军第四支队的领导下，有过一支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因为存在的时间很短，在新四军的史书上往往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根据一些知情的老同志的回忆，尚可梳理出这支抗日武装从诞生到结束的经过。
1938年初，在淞沪战役中被打散的不少东北军官兵，陆续流亡到了武汉。他们决心继续抗日，盼望打回东北老家去，经互相联络，聚集了八九十人，但是既已脱离原来的部队，又不知道出路何在。这年2月，他们中的一些骨干分子访问驻武汉的八路军办事处，请求得到共产党的指引。
周恩来接见了他们，建议他们组织起来，自筹粮饷，自行发展，到敌人后方去，和新四军并肩作战。于是，一支新的抗日武装诞生，命名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司令员韦毓周，又说是韦毓洲，原东北军军官，为人纯朴，得到大家的拥护，但领导能力较弱。政治委员刘冲，东北军中的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年轻热情，但缺乏领导经验。副司令员温玉贵，原东北军军官，曾经参加共产党，已叛变，活动能力比较强，掌握了实权。
3月，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带着八路军办事处的介绍信，到达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找到了在那里改编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宣布归第四支队领导。接着，他们一起向东挺进，到达安徽省霍山县流波疃，和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师。
4月，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继续东进，越过淮南铁路，到达安徽省巢县的拓皋一带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不久，和张恺帆、冯文华领导的巢县黄山游击大队建立了联系。张恺帆时任中共皖中工委委员，分工负责巢县的工作。冯文华是巢县人，西北军首领冯玉祥之侄，早年当过冯玉祥的随从副官，193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回到家乡发动群众抗日。巢县黄山游击大队是他和张恺帆组织的皖中第一支抗日地方武装。
6月，巢县黄山游击大队有一部分人在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挑唆下发动叛乱。游击大队在东北流亡抗日挺进队的支援下，一同进行了平叛战斗。战后，游击大队余部编为东北流亡挺进队第二支队，冯文华任支队长，张恺帆任政治教导员。接着，又收编了刘子清掌握的土杂武装，编为第三支队。这时，挺进队已发展到2000余人。
7月，新四军第四支队决定将挺进队的番号改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辖两个团，第一团团长冯文华，政治委员张恺帆；第二团团长刘子清。在这期间，第四支队还派了一些干部加强挺进纵队的领导，其中有第九团政治委员高志荣，第七团的营政治教导员文明地，第八团的民运股长周利人。高志荣任纵队政治部主任。
在这期间，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对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行了许多战斗。他们渡过滁河，进军全椒，歼全椒伪县长王宗正部。在全椒县二郎口、程家市一带，胜利粉碎国民党七县武装的“围剿”。此后，在全椒县管家坝、巢县东山口、合肥县马集和花集的战斗中连战连捷，扩大了抗日的影响。
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在战斗中表现得英勇顽强，但是旧军队的习气没有得到及时改造，对敌斗争策略和政策注意不够，群众纪律不好，重视部队的扩大，不重视巩固，尤其是对刘子清利用挺进纵队的影响发展个人势力警惕不够。高志荣等提出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建设，未能引起重视。张恺帆、冯文华提出要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也没有被采纳。
8月，国民党安徽省第五行政区专员兼保安司令赵凤藻纠集和县、含山两县武装袭击挺进纵队。刘子清乘机率部叛变。挺进纵队减少到不足700人（也有人说300余人）。
9月，东北流亡抗日挺进纵队和新四军第四支队第八团会师，归属第八团指挥，并改番号为东北流亡抗日挺进团，辖两个营。此时，第八团处理有关挺进团的问题，也有不妥和失误。一是要求挺进团重视政策，整顿纪律，这当然是对的；但是对一支旧军队习气还相当浓厚，一向自作主张的部队，要求过急过严，必然引起不满情绪。二是挺进团向第八团要钱，第八团当时连吃饭都有困难，当然拿不出钱，但解释工作做得不够，使挺进团误以为克扣了他们的经费。三是温玉贵要求恢复党籍。这是一个棘手问题，本应告诉他“需要报告中共中央审定”，用此类办法推延一段时间再作处理，但第八团政治委员林恺既没有慎重考虑，也没有提交团党委集体研究，轻率答复说：“叛徒不能恢复党籍。”这就使温玉贵感到前途无望，于是利用挺进团已有的不满情绪，进行挑拨离间，使得挺进团和第八团领导人之间接连发生不愉快的事情。
11月，第八团接到第四支队发来的情报，说挺进团要去投靠驻合肥的东北军缪征流部。第八团领导采取断然措施，在全椒县大马厂对挺进团缴械改编，人员分散编入第八团，原来的冯文华部另行组建为巢县抗日自卫大队。温玉贵乘机煽动10余人携枪投降刘子清部。事后，没有发现挺进团有投奔缪征流部的证据，看来是上了国民党特务造谣离间的当。
当年任第八团参谋长的赵启民将军，晚年回忆说，对东北流亡挺进纵队处理不当，是第八团到皖东后的“一大失着”，那时，如果把挺进纵队和第八团的兵力集中起来，首先消灭刘子清部叛军，尔后帮助挺进纵队整顿和巩固，对抗日武装的发展、皖东根据地的建立，将会创造更有利的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