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孙中山的历史评价

毛泽东和孙中山都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人物，对于孙中山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伟大贡献的评价，以及对于孙中山事业与思想的分析和总结，贯穿于毛泽东的大半生。依其中国革命不同时期的实践与特点，大体上可以将毛泽东对孙中山一生功绩与思想的评价，划分为五个时期。

一

孙中山出生于1866年，毛泽东出生于1893年，孙中山比毛泽东年长27岁。当孙中山于1905年组织成立中国同盟会，并被推举为总理时，毛泽东尚12岁。孙中山百折不挠地领导着中国民主革命力量，最终推翻清朝帝制，这对毛泽东早期的思想影响是很大的。毛泽东自少年、青年时代起，对孙中山就怀有崇敬的心情。
　　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的中共三大决定采取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实行国共合作。为了使国民党能适应国民革命运动发展的需要，孙中山决心对其进行改组。三大后，国共合作的步伐加快，各地共产党人纷纷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并积极参加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具体帮助下，以解决改组问题为中心内容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在广州召开。当时，毛泽东已经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他以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国民党一大，从事国民党的改组工作，并听取了孙中山的多次讲演、报告，深切地感受到孙中山为国家民族无私奋斗的精神，以及伟大的人格魅力。
　　在国民党一大结束前，孙中山亲拟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及候补委员候选人名单时，鉴于毛泽东在会议上的积极表现与才干，将毛泽东列于其中，经表决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之前，孙中山提名毛泽东为国民党章程审查委员会的成员。
　　1925年10月20日，当孙中山逝世半年多时间，毛泽东就在所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代表大会会场《日刊》的发刊词中说：“我们从去年一月全国大会中得到了正确的革命策略……我们的伟大领袖孙中山先生应乎中国被外力、军阀、买办、地主阶级重重压迫的客观环境，为我们定下了革命的三民主义。我们的伟大领袖虽死，革命的三民主义不死。”这或许是毛泽东最早称呼孙中山为“伟大领袖”的文章，同时也把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时对三民主义的解释称为“革命的三民主义”。是年冬，由于国民党右派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歪曲与攻击，毛泽东又在《政治周报》第四期上，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其中大段论述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背景、意义及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含义。（编者注：《政治周报》为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泽东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时主编的国民党宣传部刊物）

二

1927年4月至7月，蒋介石、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亦即背叛孙中山的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之三大政策为基础的新三民主义，并残酷地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中央8月7日在武汉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就中央之前不重视武装斗争，并联系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作了重要发言。他指出：“对军事方面，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他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十天后，毛泽东在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次会议上再次表达了同样观点：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
　　这是毛泽东最早根据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和特点，明确表达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思想。可以看出，毛泽东所以形成这个观点，与孙中山在从事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对于军事斗争的重视，是有着重要联系的；而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和重要特点，阐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理论，恰是毛泽东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1937年5月3日，毛泽东鉴于中国共产党内许多人对党声明愿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而奋斗表示质疑和误解，遂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进一步论述说：“三民主义有它的历史变化。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曾经因为孙先生与共产党合作加以坚决执行而取得人民的信仰，成为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的胜利的革命的旗帜”，现在民族危机极端严重，“因此，重新整顿三民主义的精神，在对外争取独立解放的民族主义、对内实现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和增进人民幸福的民生主义之下，两党重新合作，并领导人民坚决地实行起来，是完全适合于中国革命的历史要求，而应为每一个共产党员所明白认识的”。他还说：中国共产党最高的纲领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是和三民主义有区别的。但是共产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与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宣布的三民主义的纲领，基本上是不相冲突的。因此，“我们不但不拒绝三民主义，而且愿意坚决地实行三民主义”。也正是基于这点，中共中央曾在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郑重地宣布四项诺言，其中首条就是：“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中国今日之必需，本党愿为其彻底的实现而奋斗。”

三
　　自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以及之后在历时八年的全民族抗战阶段中，其鲜明的特点是，能否坚持以动员民众为核心的全面抗战，能否坚持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能否坚持通过抗战并取得胜利而引领中国社会走向独立、富强、民主与进步的发展之路。而这三个“坚持”，则密切地关系着抗战能否取得最后胜利，以及胜利之后的中国发展前途。因此，在这个时期，毛泽东联系团结抗战的实际，联系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性，联系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反对倒退的斗争，进一步阐发孙中山所首创的新三民主义之真谛，以及与共产主义之关系，更深层次地阐发孙中山之伟大精神。
　　1938年3月12日，在全民抗战发动近10个月之际，中共中央驻在地延安隆重举行“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13周年及追悼抗敌阵亡将士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高度概括了孙中山的伟大之处，即“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并结合抗战实际，对此进行了深刻阐释，号召国共双方以及全国人民都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的革命精神。
　　1940年1月，毛泽东继不久前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著作中，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内容作了分析后，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对孙中山所重新解释过的新三民主义的积极进步内容，作了详细的分析与评判，并系统地深刻地将新三民主义与共产党人的最低纲领加以比较，指出其重要的相同点和不同点，借以反击国民党蒋介石对孙中山新三民主义革命内容的歪曲和阉割，借以反击其对共产党人坚持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与诚意的造谣和污蔑。毛泽东在文中明确地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毛泽东于1942年3月30日在中央学习组讲述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时，谈到了对辛亥革命以及孙中山历史地位的评价问题。他认为，要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其中重要一条，就是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研究一下，并进行正确估价；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也就不能说得清楚共产党的成立和以后的历史。通过这篇讲话，清楚可见毛泽东是把对辛亥革命及孙中山的研究，与进行中共党史的研究联系在一起，从而拓宽了对辛亥革命与孙中山进行评价的新的视野。
　　1945年，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在4月24日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其中结合共产党所号召建立的联合政府，详细地论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并再次论述了新民主主义纲领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共同点与不同点，并且论述了基于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联合政府所应实施的，包括“耕者有其田”在内的各项重要政策，从而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对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内涵及其与共产党人的政策纲领之间的相互交结，有了更进一步的比较全面和深刻的认识。

四
　　抗战胜利后，国内战争再起。一方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和全国人民在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过程中节节胜利；另一方面是中国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中国共产党即将领导建立一个新的人民共和国。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还怎么看待孙中山，怎么评价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价值？
　　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了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向会议作的报告中，其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着重阐述了新中国的建设方针，并将它与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联系在一起，说明新政权的政策是继承了孙中山的政策的。
　　此后不久，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的6月30日，毛泽东发表了具有重大影响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毛泽东在文中说：自从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包括孙中山在内的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但并不成功；当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他欢迎十月革命，欢迎俄国人对中国人的帮助，欢迎中国共产党同他合作。基于这段历史，毛泽东认为：孙中山去世二十四年，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都大大地向前发展了，但到现在为止，“中国人民已经取得的主要的和基本的经验”，就是孙中山临终时所谆谆嘱咐的两件事：（一）在国内，唤起民众；（二）在国外，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和各国人民，共同奋斗。就此看出，毛泽东所论述的即将成立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其中就融汇着孙中山的伟大理想和经验总结，也体现着孙中山的努力奋斗和殷殷嘱托。
　　伴随着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胜利进军，国民党反动统治即将彻底覆灭。1949年9月21日，全国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9月30日，毛泽东在代会议起草的宣言中庄严宣告：“一百多年以来，中国人民的先进分子，其中杰出者有如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为了推翻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政府的压迫，领导广大的人民，进行了不断的斗争，百折不挠，再接再厉，到现在，终于达到了目的。当着我们举行会议的时候，中国人民已经战胜了自己的敌人，改变了中国的面貌，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四万万七千五百万中国人现在是站立起来了，我们民族的前途是无限光明的。”

五
　　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为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发表了题为《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具有标志性的重要文章。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高度概括了孙中山的伟大贡献，指出我们今天“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一是“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二是“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三是“纪念他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的丰功伟绩”。这三点贡献，即一面“旗帜”、两项“丰功伟绩”，既是总结了包括毛泽东在内中国共产党人既往对孙中山伟大功绩的全面认识，也是奠定了当代人及后来人继续研究和认识孙中山伟大功绩的基石。
　　在这篇纪念文章中，毛泽东高度评价了孙中山的伟大贡献，但仍然强调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和方法去认识和研究孙中山，即既不能因其伟大而讳言其缺点，也不能因其有缺点而无视其伟大。他说：“像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总结以上，在毛泽东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时间里，毛泽东对孙中山及其所领导的辛亥革命与新三民主义的评价，总是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而与时俱进。毛泽东既是中国革命的领导者，又是孙中山的民主进步思想及其革命事业的研究者、宣传者、坚持者、发扬光大者。他的对于孙中山及其事业评价的态度和方法，至今仍具有很重要的指导意义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