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跟随黄道的战斗岁月

无产阶级革命家、闽浙皖赣革命根据地创始人之一的黄道同志，是我父亲马长炎的老首长。在艰苦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中，父亲曾跟随黄道同志度过了许多朝夕相处的战斗岁月，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排除了一次次艰险，取得了一次又一次战斗的胜利。

奉命与黄道联系
　　1935年1月，中国工农红军十军团的创建者方志敏，在率领红军抗日先遣队北上抗日途中不幸被俘，不久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年1月中旬，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指示组成中国工农红军挺进师，开辟新的根据地。为了与黄道领导的闽北苏区党组织和红军取得联系，粟裕交给父亲一个光荣而又艰巨的任务：率领一支由三十多人组成的先遣队小分队，将红军内部联络的密电码送往闽北首府——福建省崇安县大安街的黄道同志处。
　　父亲带领小分队从江西上饶出发，经过铁山，越过重重封锁线，趁夜色掩护渡过信江。次日拂晓，他们隐蔽下来，侦察敌情，摸清路线，等天黑后从敌人空隙处穿插过去。就这样昼伏夜行，在崇山峻岭中摸索前进，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跋涉，行程数百里，终于来到了大安。这时，大安已经失守，闽北苏区党政机关已经转移，不知去向。
　　敌人放出谣言：“闽北红军被消灭了，黄道、黄立贵被捉了。”父亲坚信，这里是革命老区，只要取得群众信任，他们一定会告诉黄道等所转移的地方。父亲要求小分队的同志严格遵守红军纪律，真心实意地关心群众利益，同时选择有利时机和地形，狠狠地打击敌人。
　　经过几次战斗，扩大了影响，当地群众认识到他们是真正的红军，地方党组织也主动找来了。在当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帮助和带领下，小分队在长涧源的后山上，终于找到了黄道和闽北苏区党政军机关。父亲向黄道汇报了此行的经过，交出了珍藏的密电码，完成了任务。

留在黄道身边
　　以后，经粟裕同意，父亲就留在了黄道身边工作，开始了在黄道直接领导下的闽北三年游击战的战斗岁月。
　　1935年春，父亲任闽北军分区司令部特务队长，负责闽北区党、政、军机关的保卫工作。当时斗争环境非常险恶，国民党军队进占闽北苏区后，到处修筑碉堡，设置了纵横交错的封锁线，各路口要道派重兵把守，日夜不停地搜捕“围剿”，企图消灭红军。红军游击队被围困在山上，不仅要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敌人袭击，还要同饥饿、寒冷和伤病作斗争。刚开始，红军游击队还能在山上搭个草棚居住，烧点稀饭来吃。后由于敌人的严密封锁，闽北苏区群众冒着危险给游击队送粮食、食盐也越来越困难了。
　　父亲因担负阻击敌人、掩护保卫闽北苏区机关和黄道的任务，深感肩负的责任重大，他把特务队的三四十人，分成四五个班，日夜站岗放哨，巡逻侦察，了解敌情，随时准备战斗。有几次在打退或甩开敌人后，却与黄道失散了，然后又经过四处寻找，才又找到了。有一次，父亲从约定的山洞中找到了黄道，当时他负了轻伤，还生着病，父亲背着黄道走了很多山路，累得口吐鲜血。还有一次，刚开完干部会，敌人来了，特务队立即掩护苏区机关撤退，当大家都安全脱险后，父亲发现黄道的儿子还没有出来，当时小孩只有十四五岁，不知去向。父亲当即带领几个人又返回驻地寻找，敌人冲进来，我父亲端起机枪就扫，边打边退，虽然自己负了伤，但终于把黄道的儿子接了出来。
　　1935年秋，苏区党委在黄道主持下开会，决定了以相对集中的红军主力向敌后挺进、开辟新的游击区的策略。由饶守坤、王助率领一部，插入建瓯、松溪、政和一带活动；由吴先喜、刘文学率领一部北上资溪、贵溪、光泽一带活动；黄立贵率部到建阳、邵武、顺昌一带活动；特务队、教导队和苏区党政机关一部分人留在崇安苏区。这一重大决策的实施，扭转了闽北的战局，几块新的根据地开辟了，崇安老区的形势有了缓和。1936年春，父亲多次护送黄道与黄立贵、曾镜冰、叶飞等同志见面，还参与并保卫了筹建闽赣省委的工作。

到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
　　1936年7月的一天，黄道把父亲找去，用非常信任的眼光注视着他说：“前方需要人，省委决定你到二纵队任政治部主任，你有意见吗？”我父亲跟随黄道，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情谊，有些依依不舍，黄道看出了父亲的心思，亲切地抚摸着他的头说：“小鬼，去吧，前线更能锻炼人。二纵队是红军主力，你们在外面打仗，吸引了敌人，就是对省委机关的最好的保护。”接着黄道向父亲交代了任务：“第一，要注意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第二，要向外线发展，开辟游击根据地；第三，要严明纪律，注意群众利益；第四，要掩护地方组织，发展地方组织；第五，要想办法供应后方机关。”第二天，父亲便到闽北红军第二纵队，担负新的战斗任务去了。
　　二纵队的前身是红七军团第58团，1935年2月改编为闽北独立师一团，1936年4月改为二纵队。这是黄立贵师长带出的一支作战勇猛、能打硬仗的队伍。1935年，这支部队在黄师长率领下，牵着敌人整编11师打转，从建瓯、松溪、政和地区转到将乐、顺昌、泰宁，接着，又牵到资溪、贵溪、光泽地区。行程几千里，边拖边打，最后在建阳一仗把11师打垮，歼敌数百人。
　　为贯彻闽赣省委和黄道的指示，二纵队于1936年六七月间，从铅山向贵溪方向挺进，力求打通与吴先喜、刘文学率领的四纵队的联系。沿途敌人封锁，他们打了十几仗，瓦解了几股土匪，虽有缴获但未达到预定目标，便折回崇安，将缴获的部分物资送给省委机关。
　　接着父亲又根据黄道的指示，带领二纵队在建阳、邵武、顺昌、泰宁、将乐一带活动，一天夜里突然奔袭，急行军数十里，拔掉了敌人碉堡，歼灭守敌十多人。
　　为了迷惑敌人，二纵队在行军时故意把捷克式机枪露了出来，另外将步枪套上机枪套，虚张声势。群众看到后到处宣传：“黄老虎的队伍有好多机枪。”敌人以为大批红军主力来了，吓得要命。我军则时合时分，抓住战机，灵活机动地狠狠打击敌人。

调任六纵队政委
　　1937年3月，父亲带领的二纵队同黄立贵师长会师，曾昭铭带领的五纵队和向某带领的六纵队也汇合在一起，三个纵队在一起共四五百人，在黄师长指挥下四处出击，打击敌人，给人民群众很大的鼓舞。在此期间，他们在建阳、黄坑到邵武的公路上，袭击了敌人的汽车，缴获了一批军用物资。
　　为了集中兵力，黄立贵师长决定撤销五纵队，编入二、六纵队。我父亲调任六纵队政委，向某任纵队长。
　　父亲和向某率六纵队到将乐、建宁、泰宁地区活动，与中心县委书记邱子明带领的游击队汇合后，邱子明任六纵队政治处主任。在那里，部队配合当地党组织，发动群众，镇压反动分子，建立农会组织，扩大游击根据地。
　　这时，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爆发。国民党蒋介石置民族利益于不顾，下令限三个月剿灭南方红军游击队。父亲率部在建宁和黄师长汇合，在自卫反击战中一直打到宁化边界，日夜与“围剿”的数千敌人周旋。面对这种情况，部队决定分散突围，黄师长带一部转战邵武一带，父亲带领六纵队返回将乐、顺昌地区。
　　7月下旬的一天，在将乐孔村，警卫员突然流着眼泪冲进父亲住的茅草棚，手里拿着一张国民党的报纸，泣不成声地说：“政委，黄师长……”我父亲接过报纸一看，才知道黄立贵师长在邵武遭到敌人包围，在激战中壮烈牺牲了。
　　为粉碎敌人散布的“闽北红军被消灭了”的谣言，父亲率领六纵队，寻机作战，消灭了几股敌人，扩大了红军的影响，鼓舞了士气。当敌人主力发觉后，我父亲又率部挥师东进，进入刘文学、张波领导的资（溪）贵（溪）光（泽）地区，进行了休整，安排好伤病员后，父亲又率部继续东进，寻找省委。

又见到了黄道
　　1937年9月，父亲率领六纵队跋涉数百里，终于在邵武与建阳交界的猪母岗上，找到了中共闽赣省委，见到了离别一年多的省委书记黄道。黄道见到父亲非常高兴，紧握着他的手说：“几个月不知消息，真担心啊。”父亲向黄道汇报向某的问题，交出了他的投敌密信，省委对向某作了严肃处理。
　　在猪母岗，父亲向黄道详细汇报了一年多来在闽北开展游击战争的情况，黄道向我父亲介绍了当前的斗争形势：在卢沟桥事变，特别是上海“八一三”事变后，在中共中央的一再呼吁下，国民党蒋介石同意联共抗日，留在南方领导游击战争的项英、陈毅在南昌已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谈判，达成了协议。国民党地方当局表示愿意和谈，但他们假谈真打，伺机消灭红军游击队。
　　为了打击国民党地方当局的嚣张气焰，促成闽北国共合作的政治局面，闽赣省委，调集闽北红军独立师各部，组织了自卫反击战。1937年10月14日，父亲率领六纵队与饶守坤、王助率领的三纵队联合行动，三战三捷，连续拔除了邵武二都桥、建阳响古村、杜潭村三个民团据点，歼敌两个连。同时，闽北游击队在汪林率领下，奔袭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烧毁炮楼，击溃民团一个分队、保安队一个连。战斗的胜利，震慑了闽赣两省国民党军政当局，迫使他们停止对闽北游击区的进攻，接受谈判。

改编为新四军

1937年11月间，父亲受闽赣省委书记黄道的派遣，去江西石塘镇，与国民党代表谈判，双方谈妥，以石塘镇作为闽北红军集合的地点。不久，闽赣边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在石塘镇集中整编，共七八百人，其中始终坚持三年游击战争的为三四百人。
　　根据新四军军部指示，闽浙赣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3支队，由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兼任支队司令员，下辖第五、第六两个团，第五团由闽北红军组成，第六团由闽东红军组成。父亲任第五团二营副营长，营长是陈仁洪，当时国民党反对在部队设政工干部，新四军内部仍行使政委和教导员的职责，父亲实际上是营教导员。
　　石塘镇集中整编后，为了担负拯救民族危亡的重任，部队掀起了扩军高潮，迅速组织骨干四处下乡，宣传抗日，宣传国共合作，动员青壮年参加抗日队伍。许多在游击战争中失散的和养伤、养病的红军战士、赤卫队员纷纷归队，苏区青年也踊跃报名参军。崇安岗头村只有30户人家，就有20多名青年参军。铅山、上饶、横峰、广丰一带均有许多青年纷纷跑到石塘镇参军。队伍发展很快，迅速发展到1000多人。
　　1938年3月25日，奉新四军军部命令，新四军第五团从石塘镇出发，向皖南抗日前线开进。回望着石塘镇如潮的送行人流，回望着身后连绵起伏的闽山赣水，回望着这生死相伴的一方热土，回望着亲人们热切的目光，告别了闽北人民，踏上了抗日前线的征途。
　　抗战初期，黄道担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委员、宣传部长兼统战部长。1939年5月，黄道由吉安赴皖南新四军军部途中，在铅山河口染病住院。国民党特务得知后，趁机对他注射毒药。黄道中毒身亡，年仅39岁。
　　今年4月是黄道同志诞辰120周年，我们缅怀黄道同志对党无限忠诚，为革命奋不顾身、任劳任怨的光辉品格和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他崇高的品德、伟大的革命精神，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将鼓舞着我们永远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