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1942年的抗战岁月里我亲历的一段往事。
一、跳出囚笼
6月的焦灼阳光下，一支奇异的队伍，正在沿着一条崎岖不平的公路向南行进。队伍里的人都穿着一色的黄色囚服，脸色憔悴。在行进队伍的边上，是一个个端着步枪的宪兵，不远的山头上，还架着机枪，枪口对着行进中的队伍。这支队伍是从江西上饶出发的，目的地是闽北。
说起这支奇异队伍的来历让人痛心。1941年1月7日，在皖南云岭附近爆发了一场血腥内战，八万余国民党军队伏击正在北上抗日途中的九千余新四军子弟兵，大批新四军官兵倒在血泊里，七百余个干部被俘，他们被押解到国民党政府第三战区首脑机关所在地江西上饶，成了上饶集中营的囚徒。
我，一个年轻的中共地下党员，1月25日在金华“国新社”被捕，也被投入这座惨无人道的大牢狱。
1942年6月，日本侵略军沿浙赣路大举进犯，上饶危在旦夕，国民党军政机关纷纷向福建逃难，集中营也随着向闽北撤退。囚徒队伍来到闽赣交界的铅山县石塘镇。这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镇。镇里的居民早已被统统赶走，囚徒们被关进一座座密闭的房子里。我所在的集中营第三队，被关进一座空无一人的小工厂楼上。
北边上饶方向不断传来隆隆炮声，看来日本人还在继续进攻，石塘镇不是安全处所，集中营头子决定把囚徒队伍继续押往闽北。
6月14日，是个不平静的日子。
明天一早队伍即将出发，前面就是横亘在闽赣两省之间层峦叠嶂的武夷山，越过高高的分水岭，就进入了福建崇安县境。这是一块神秘的、曾经被“赤化”多年的土地，十年内战时期这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至今崇山峻岭间还出没着一支红军遗留下来的游击武装，保卫老苏区的乡亲们免受国民党暴政的蹂躏。
在即将走上这段难以预测的神秘之路的前夕，集中营里的各种人都在心中盘算、揣测着各自的命运。
特务队长神情异常，他们脱下军装，换上便衣，把短枪藏在里边，预防不测。
押队的宪兵紧张地擦净枪支，备足弹药，以便在紧急关头，迎战可能突然出现在山头上的红军游击队，或者向逃跑的囚徒射击。
我只有一个念头：趁机越狱，逃跑！
黑夜来临。拥挤地睡在小楼楼板上的人群里，传出了鼾声，看来许多人还没有从长途跋涉的劳累中恢复过来。我们三队从上饶出发，就成了一支长途运输队，挑运队长们的行李、箱笼和各种杂物。特务队长是善于算计的，这样可以使我们在途中难以逃跑。
我没有睡，连一丝睡意都没有，心头如汹涌的潮水，难以平静。我的胸口针扎似的隐隐作痛，不由得又想起了白天的一幕。
兴许因为又要长途奔波了，今天下午，队长发了“善心”，带领我们到镇边的一条小河里洗澡。不用说，四周早已戒备森严，布满了手执枪支的宪兵。洗澡时间限定十分钟，不得超过。我匆匆擦洗了一遍，听见集合哨子响了，拔脚就朝集合地跑，跑到途中，才想起绑腿带忘在河边了，又走回去拿，当我从小河边赶回来，狼狈地走进早已排列整齐的队伍，后边传来一声大喝：
“为什么不遵守规定时间？”
“我把绑腿忘在河边了。”
队长走到我跟前，发现我没有以立正姿势回答他的话，这是对长官的大不敬。
“给我站好！”又是一声吼叫。
我依然两腿岔开。
身材矮壮的队长当胸就是一拳，我踉跄了几步，站住了，两腿依然岔开。
“魔王队长”暴怒了，又是拳打又是脚踢，把我踢倒在地。我挣扎着爬了起来，依然两腿岔开，站在那里，只感到浑身的血在往上涌。
整个队伍寂然无声。这是可怕的沉默。气咻咻的队长看天色已近黄昏，怕出意外，他狠狠朝我瞪了一眼，把队伍带回住地。
我们照旧被关进那座倒闭小厂的楼上。
此刻，队长那双煞白的眼睛又出现在我面前。这是一双吃人的眼睛、喝血的眼睛。我知道，他绝不会放过我的。也许是明天，也许是后天，我必须在这只恶狼扑来之前就逃出这死亡之窟，绝不能再犹豫了。
关进这座小楼以后，我已多次仔细地察看了周围，楼梯被封锁得严严实实，不可能逾越。唯一的出口是窗子。这是幢旧式二层楼房，窗口离地面不很高，窗外不远处就是一条直通石塘镇圩子的大路，路口有宪兵在站岗。最糟糕的是，窗口从白天到晚上，一刻不停地有个叛徒班长在坐守着。
我真是恨透了这条死守着窗口的忠实走狗。三队里有几个叛徒班长，他们原先都是新四军的连队基层干部，但一到集中营以后，就跪倒在特务队长面前，由人变成了狗。叛徒班长张升有，是一条最凶狠的狗，他打人甚至比特务更残忍，有一次他用鞭子抽打一个同志，打得脸上一道道血痕，鲜血直流。此刻坐守在窗口的这个叛徒，是我所在班的班长，他原是新四军一个连队的事务长，在皖南事变中，他趁乱发洋财，偷掠了许多瓶西药盘尼西林和银元（西药盘尼西林在抗战年代是很稀罕的），藏在背包里。到集中营以后，他很快就和特务们站到了一起。他的全部生活目的就是两条：一是保住性命，二是保住背包里的西药和银元。为了这两条，他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特务队长派叛徒班长死守着窗口，说明他们已经注意到这里是个危险的缺口。
怎么办？看来逃跑很困难。一个念头在脑际闪过：找个伴一起逃吧，这也许会好得多。
我推了一下睡在我左侧的冯立平，他正打着鼾，睡得很香，只微微挪了下身子，又呼呼大睡。他的确是过于劳累了。从上饶到石塘的一路上，我俩合抬一大筐伙房用具，满筐沉重的锅碗瓢勺，压得我肩膀红肿，满头大汗，狼狈不堪。正走着，倏然间，我感到肩头的担子越来越轻，一回头，才发现冯立平已悄悄地把担子的重量移到了他那头。到了住地，我的草鞋烂了，脚上打起了泡，他瞅见了，一声不吭从背包里拿来一双新布草鞋，递给了我。冯立平是个沉默寡言的人，这个浙江慈溪县出生的青年比我大四岁，但比我成熟、坚强得多，他不是用语言，而是用比语言强千百倍的、像上面所说的那种默默的实际行动，赢得了我对他的尊敬和信任，成了我的一个大哥哥，处处卫护着我、激励着我。我推不醒鼾睡中的“大哥”，又不敢喊出声来，急得额头上直冒汗。（冯立平1938年参加新四军，1939年冬参加中国共产党，担任过新四军教导队文化干事，连队副指导员。1942年秋，在集中营里被残忍折磨而死。）
这时，我发现睡在我另一侧的楼永庆没有入睡，在那里不时翻着身，传出轻轻的叹息。我捅了他一下，用别人不可能听到的低声，对着他的耳朵告诉他：
“永庆，我决心今晚从窗口逃跑……咱们一块儿跑吧。”
他没有吱声，停了一会，对着我的耳朵说：
“跑吧！我眼睛不行，夜里走不了路……”
我这才想起，他是个深度近视眼，如果丢了眼镜，无异是个瞎子，夜间越狱对他来说是十分困难的，我只好作罢。楼永庆是浙江余姚人，著名作家楼适夷的侄子，新四军连队的一个文化教员，皖南事变中被俘。他在对敌斗争中立场坚定，作风正派，是个可以信赖的好同志，他不能跟我跑，完全可以谅解。
不管怎么样，我还是下决心跑。我一直盯住窗口，那条该死的狗竟如木桩似的钉在那里，一动不动。时间在悄悄地逝去，此刻也许已是深夜了，万一天亮了怎么办？我的眼睛由于盯得过久而发酸，两手渗出了湿腻腻的汗。
突然，叛徒班长站了起来，望了望熟睡着的人们，竟“咯咯”地走下楼去，看来是上厕所去了。
我一跃而起，奔到窗口，吹灭了豆油灯，室内一片漆黑。我按照事先的计划，立即把绑腿带的一头绑到窗边的柱子上，随即爬上窗子，抓住绑腿带准备往下滑。
一个黑影从我身后窜出，没有等我看清楚，已经飞上窗口，一跃而下。我这才意识到，有人和我选择了同一条路。我赶紧登上窗口往下溜，不料刚一下去，绑腿带就扯断了，我摔倒在楼下草地上。那个黑影早已一溜烟似的跑得无影无踪。这一切都是在短短的几秒钟里发生的。
“有人逃跑！有人逃跑啦！”叛徒班长举着一盏刚点亮的豆油灯，扒在窗口大喊。
“去你妈的，快把灯灭了，你晃得老子啥也瞧不见！”在大路上放哨的宪兵朝着窗口大骂。
几个人发疯似的从工厂大门口冲了出来，走在最前头的是三队队长曾恭生，他高举着一支盒子枪，气喘吁吁地连嚷带跑：“快！快！别让跑了！”
这一切我看得清清楚楚，因为这时我还藏在离大路不远的草丛里，不能再跑了，幸亏草很茂密，把我包得严严实实。
那几个人向草丛里扫了一眼，不知什么缘故，没有走过来搜寻，也许是那个黑影急速远去的脚步声吸引了他们。曾恭生气咻咻地喊：“准是往圩子口跑了，快往那儿追！快！”一群人连同宪兵呼喇喇地沿着大路向圩子口追去了。
事不宜迟，我立即跳起来，当然不能走大路，就翻身跳进附近的一个小院子，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神力，我竟很不费劲地翻过了一堵又一堵的墙，迅速跑到了高高的圩墙边。离此不远的圩门口，传来了嚷嚷声，我就爬上圩墙，不顾一切地往下纵身一跳，“啪哒！”我的脚肚子整个陷进稀泥里，谢天谢地，原来圩外边是水稻田。
我拔出双脚，就往外跑，跑了很久，感到脚上一阵阵刺痛，一看原来自己是一双光脚板，脚上的草鞋已经留在稻田的稀泥里。我忍住痛，继续沿着一条山间小路，向山上奔去。
此刻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没有月亮，无数星星在天上闪烁。我侧耳细听，后边没有了追赶声，想必已经跑出石塘镇很远。我估计，队长曾恭生为了防止关在楼上的人再出意外，未必会在黑夜里穷追不舍，何况大队伍再过几小时就要出发呢。
我在路边坐下休息。山坳里静极了，一些不知名的虫在草丛里鸣奏，更增添了夜的安谧。我终于获得了自由！一种难以名状的轻松感流遍全身，我尽情呼吸着山间清凉的空气，完全忘掉了刚才剧烈奔跑的疲困。
那黑影是谁？此刻他跑到哪里去了？我想起几小时前跳出窗口那戏剧性的一幕，不由得深深惦念这位勇敢的同志，不正是他把追兵引向了圩门口，才使我得以脱身。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