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稳定上海经济的关键之战

1949年5月26日，丹阳至上海的公路上，满载货物的40辆大卡车一路南下，直奔号称“东方巴黎”——上海。卡车被包裹得密不透风，司机们神情专注，押运的战士则面色严肃，警惕的眼神不断四处张望。
　　车里到底装了什么？
　　此时，解放大军如洪流般朝上海涌进，人流、车流在狭窄的公路上挤作一团，车队即使高声鸣笛也无法动弹，眼见车队“趴”在公路上，负责人张振国急得拍着车门不断大声吆喝……
　　这时，一队美式吉普在车队旁停了下来，车上下来一个魁伟的身影。
　　“车上装的是什么呦？”一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话者正是三野司令员陈毅。
　　张振国跳下车，向陈毅敬礼说道：“报告司令员，车上是人民币，解放上海急用！”
　　“哦，这可等不得，解放上海靠枪靠炮，稳定上海可要靠这些钱呦！你们跟我走，我送你们进上海……”
　　即刻，40辆大卡车组成一条长长的“巨龙”，在陈毅车队的“开道”之下，浩浩荡荡驶向上海。
　　5月27日，上海解放。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立刻颁布通告，以1:10000的比例收兑金元券，而40辆卡车里装载的正是从解放区运来的各种面额的人民币，用于兑换旧币和稳定上海的经济与民众生活。
　　但是，实际情况远比想象的严峻得多。上海当时流通的金元券超过四十万亿之多。根据党中央制定的禁止使用国民党旧币和限时兑换的政策，仅收兑旧币，人民币的缺口就多达3.6亿。仅靠这40辆卡车的人民币无疑是杯水车薪。
　　此时战争还在继续，解放军仍在南进，急需大量人民币以支撑新解放区域的经济与生活。
　　当时作为占全国60%经济的上海，其经济的稳定与否，事关新生政权的稳固与否。
　　如果说炮火浓烟是战场上必须经受的洗礼，那么经济战线上的斗争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其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5月28日中午，由三野所属北海银行印钞厂组成的军管会接管组，接管中央印制厂上海厂。
　　当天下午，工厂的印钞机就安装上接管组从解放区带来的12块人民币原版。5月29日，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出现了一种崭新的钞票，第一套人民币——长城图200元券。
　　此后工厂全线投入生产。海力斯、小电机……再次运转起来，工人们昼夜不停歇，12小时一班，连轴“战斗”，生怕一“休息”便耽误了人民币供应。
　　但是，这样的速度还是无法满足市场的需要。北海银行所属苏北印钞厂原准备整编，这时，为了稳定货币发行，苏北印钞厂近400名人员整体迁至上海，一些在抗日战争时期就印制新四军钞票的老印钞人，这时再一次走上印钞机。当时由于印钞设备简陋，许多设备都是半自动甚至是手工操作。热火燎人的印版、老茧丛生的手掌、堆积如山的产品，他们的坚忍不拔，成就了人们手中传递的纸币，留下了难以消退的印记，也谱写了共和国一段重要的历史。
　　中央印制厂上海厂被接管之初，生产管理并非一帆风顺，破坏生产、制造混乱的情况时有发生。1949年8月10日，企业的一台发电机下惊现被伪装的日式手榴弹，幸被及时发现，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由于初期厂内特种制度尚未健全，产品失窃、信息泄露等棘手难题一再出现。
　　面对种种复杂的局面，接管组并没有阵脚大乱，在稳定生产的前提下，以军事化的纪律，完善特种管理制度，严厉打击破坏活动，顺利地度过了交接的阵痛期。即使在1950年2月6日的大轰炸，车间里依旧机声隆隆，各项工作与生产没有受到丝毫影响。
　　此时，为了确保发行，上海的印钞人喊出了一句响亮的誓言：“解放军打到哪里，人民币就出现在哪里！”质朴的语言承诺如山，如号角般激起了共和国印钞人心中神圣的使命感。
　　这就是我们的印钞人，许多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了新四军的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的印钞厂，为根据地的经济输送“血液”。解放战争时期，他们在北海银行印钞厂与钞票为伍，为解放区经济的稳固努力工作。虽然他们没有身临前线，没有握枪杀敌，但从他们手中生产出的货币，却是新中国解放的坚实后盾。
　　在稳定上海经济的特别时期，他们以军人特有的气质，担起货币发行的重任。根据当时颁布的政策，限时兑换的时间为15天。由于印钞人的奋力拼搏，从5月28日至6月3日，仅7天时间，上海便收兑金元券36万亿元，占国民党政府发行总量的53%。基本完成全上海的旧币兑换工作，人民币完全替代了旧币，而同时，上海的经济与金融没有发生大的波动。这应该说是一个奇迹！
　　解放初期，全国各解放区共有21家企业参与了第一套人民币的生产，合计202.96亿张。其中上海人民印制厂完成了126.44亿张，占总印数的62.3%。这些数字是上海人民印制厂实践诺言、履行使命的最好印证。

在党的领导下，上海的印钞人打赢了关键的一仗，不仅使上海平稳进入到一个新的时期，并且使新中国顺利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